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我的孩子在未来如何不落下风？-生活资讯-无忧岛网

两年前的春天，张良花300万元在北京买了一套学区房，向东城区前进了150米，付出的代价是每月占家庭收入40％多的贷款压力，而女儿只是有机会进入到“水平还可以的小学”。

更早一些时候，李蕙为了儿子入学，在上海闵行区买了一栋比周边房价高20％的学区房，但儿子只在公办小学里读了三年，就选择了“逃离”。

女儿们读三年级时，荣路明退出了自己在广州创立的公司和生意，回到深圳的家里当起“超级奶爸”，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还为此创办了一个小微教育机构。

至今在北京没有户口的李江城，则从没让自己的大女儿上过一天小学。

作为一个宽泛的阶层描述，身处中间的人们总是显得焦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提升，但净资产不足够高、可支配收入不足够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稳定的生活，而教育，是中产焦虑集中的场域——人们总要把自己奋斗而来的财富和阶层优势向下传递，消除阶层不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社会蓝皮书》以收入为主要指标，测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全国家庭总人口的比例是37.4％。不管是以收入、资产还是职业、教育背景来划分，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现实。

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甚至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他们也发现，自己的需求与狭窄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固化的政策与管理以及匮乏的市场供给一再碰撞，可能会更加焦虑。

距离稀缺资源150米

“你看，这栋楼距离朝阳区的直线距离，恐怕只有150米。”张良（化名）指着窗外街道的另一边说，“但这里是东城区。”张良拿到这套每平方米5万元，总价300万元的小房子时，该社区的房子挂牌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万元，女儿刚开始上幼儿园。

买学区房时，妻子不大同意，她觉得既然都在北京，朝阳区和东城区的教育水平，没有大家想象的差距那么大。但女同事一句话就说服了自孩子一出生就在焦虑她以后上学问题的张良，“现在社会变动期还没完成，阶层通道没有完全关闭，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

张良和妻子都曾是“县城少年”，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在印证教育的作用，张良读的是地方普通专科学校，在北京打拼15年，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妻子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即落户北京。

如果说他们是第一代“移民”，那么孩子一出生便拥有的北京户口，起点便不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路刚刚开始。

张良把2006年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个人消费贷款”60万元，还“掏空”自己和父母的积蓄60万元，又跟朋友借了60万元，作为首付款并办理了第二套房子的按揭贷款。

单位所在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这两年张良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资收入比四年前缩水至少三分之一，现在他每月仅银行的还款，就占家庭月收入的40％多。“孩子以后就近入学的小学，其实也不算东城区的好学校，主要是初中还可以，现在买学区房看小学只是第一步，初中更重要。”对张良来说，向东城区前进的150米使他的焦虑稍有缓解。

和张良相似，“学区房”是目前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备优质教育资源和城市房产双重稀缺的特征，也是中产阶层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自救”的第一道缝隙。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各级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都有少数重点学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促进教育公平，该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学”原则，结果之一却是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区域化——从城乡、城市、地区之间的“泛地域差异”，细化到城市内部的“微差异”。

尽管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原则”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的、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与之前的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扁平化状态有明显的差别，家庭一旦有了财富积累，总会希望把这种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表示。

在熊易寒看来，公众对中产阶层的认知有误差，中产并不一定意味着“富裕”，这是一个庞大且内部还有明显区分的阶层，中层、中下层的不安全感更加突出——净资产不高、可支配收入不是很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随时落入下层或者底层的可能。

熊易寒认为，如果财富足够保证自己或者后代拥有没有危机感的生活，那就不是中产阶层了。现在普遍焦虑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做中产甚至富裕阶层，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变得越来越尖，竞争越来越激烈。民众既对阶层固化非常敏感，却无法接受正常的阶层间流动——有上升必然有跌落。

学区房市场的夹缝，给了中产阶层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择，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突破曾经与公办优质学校纠缠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教育和资产的双重回报也显得异常丰厚。

重返“跑分系统”

有回报必然要付出，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核心城市住宅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双重稀缺，让价格要素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与张良相比，家在上海的李蕙（化名）运气既“好”又“坏”。

2004年，她的孩子出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公办学校，她在上海闵行区购买了学区房，尽管比周边房价高出20％，但也只有4900元/平方米，如今这片区域的房子单价已经超过5万元/平方米，就资产增值而言，她的先发优势非常明显。

从孩子的教育来看，这次投资却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公办学校抓得严，早上7点30分到校，我们的孩子动作可能慢一些，下午放学后做作业总会弄到晚上10点左右、甚至11点。”李蕙说。

纠结到孩子读三年级时，李蕙和丈夫终于做了决定，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就为他选择了一所位于浦东的民办学校。

“校长的理念打动了我们，大意是小学期间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空间，初中再主要抓学习成绩。”李蕙说。为了让孩子就读这所寄宿制民办学校，她需要支付每年4万元的学费，这与上海一些知名的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相比并不算高。李蕙和丈夫都是企业普通管理人员，好在这个学校晚上统一7点50分熄灯，至少这样，李蕙就不用像朋友那样，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到深夜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她也累积起了先发优势——如今进入上海民办学校的竞争愈发激烈。

2014年孩子转学时候，李蕙觉得一点都不麻烦，她带孩子到学校现场填了个表格，孩子自己进去面试，之后不久就确定了名单。今年这所学校发布招生信息的当天，早上8点网站开启报名通道，1000个面试资格，两三分钟就一抢而光，颇有“双十一”抢购的节奏。

刘超（化名）对此感触很深。他就职于上海的一所知名高校，儿子今年上小学，他此前带孩子试图“冲一冲”一所沪上最抢手的民办小学，委托一所学校的副校长做了推荐。

去年初夏的一则新闻是，上海的几所民办小学在招生时不仅考察学生，家长也被列为考察对象。刘超专门购置了一套新西装，带着自己多年的资历和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一起去了。结果令他失望，“推荐生”太多，考虑到公平问题，学校只能按孩子的成绩排名，自己的孩子没有专门上辅导班，能算20以内的加减法，但别人家的孩子不仅会100以内的加减法，有的甚至乘除法都不是问题。

“条子”和新西装，都没起到预想中的效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翟静丽告诉《财经》记者，上海民办学校发展较为充分。一方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和家庭的教育需求日益多元化。为满足适龄儿童入学需求，民办学校得到了鼓励，因而快速发展，如今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沪上最受欢迎的小学和初中许多都是民办学校。

一所上海民办小学的语文老师对《财经》记者说，相比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优势不仅可以跨区择校，更重要的是课堂活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宽松，课外有各类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可以选择参与国内升学和高考的传统班，更为富裕的家庭也可以选择以后出国留学的“国际班”，两套教育体系并行不悖。

“最大的区别还是校本课程、第二课堂。学生们有要求，学校会开办阅读课、棒球课甚至木工教室。课程更丰富、学生探索兴趣爱好的空间大一些，当然也不是特别大。”另一所民办双语学校高中部的老师说。

给市场释放一点“也不是特别大”的空间，就意味着“弱办学自主权”带来的竞争即可激发“微多样化”和“弱教育选择权”，这足以吸引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的注意力，他们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不落后，也不希望孩子的童年过于机械和灰色。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对民办学校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从全国来看，公办初中只有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些相对竞争力，其他大量县以上的城市，民办初中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实践中如果完全放开民办学校的招生权限，所谓的优质生源基本上会被民办学校囊括。”吴华说。

不过，这种情况显然短期内无法出现，公办体系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基础教育新一波“公进民退”已经发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基础教育“学区制改革”——“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近年来，不少地区在推进此项改革，以北京为例，其主要特征是重新划分学区，教育管理部门下辖“学区管理中心”（可具有法人资格），对学区内的中小学校进行集团化管理，内部协调重点和普通学校的资源，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实现公办优质资源的均衡化。

“民办学校的发展最初是因为政府经费在教育领域投入不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大大缓解了。”翟静丽说。

民办学校腾挪的空间也在缩小，今年9月1日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给民办学校画了一个清晰的“圈”——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兴办盈利性学校，给已有的市场空间明确了“壁垒”。

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和公平性的同时，并没有给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预留足够的空间。但没有“强自主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土壤，进一步创新很难生长出来。

“公办学校自主空间很小，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学时安排，都有明确的规定，无法个性化发展。”翟静丽说。在她看来，教育应该鼓励多样性的探索，她介绍说，2000年左右美国发生了拆大变小的小学校运动，主张学校规模变小到400人以内，最好200人左右，学校数量增多，并且要想办法办出特色来吸引学生，家长的选择权也同时增加。

不过，翟静丽说，“有些民办学校之所以受追捧，主要还是由于其升学方面的优势，也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整个外围的环境的影响。”

李蕙许给孩子的“快乐童年”也即将告结，2017年她的孩子开始读初中预备班（上海学制，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第一年为预备班），周末两天的休息时间，都排上了语文、数学的辅导班。

学校老师开始反复强调“跑分系统”：年级前60名-80名可能进入市重点高中，前80名-150名有望进入区重点高中，出了年级前60％，只能读职业高中。这也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约定”：虽然民办学校有时意味着相对宽松的环境，但不能放弃对高升学率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