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本想让阿米尔·汗先拍青年时期的戏，但他拒绝了，他说：“如果先拍瘦后拍胖，那么电影拍完，我就没有动力瘦回去了！”
几个月的暴饮暴食让阿米尔·汗迅速成为一个97公斤、体脂率37%的胖子。随后，等着他的是严苛的饮食控制和残酷的训练……5个月后，阿米尔·汗的体重减到74公斤，体脂率也降到9.67%。此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电影世家
阿米尔·汗与中国的缘分比他想象中更深远。20世纪70年代，一部印度电影《大篷车》成为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男女主角颠沛流离却自由自在的生活令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向往。为中国人编织这场浪漫想象的人与阿米尔·汗关系密切，导演纳西尔·胡赛因是阿米尔·汗的叔叔，而阿米尔·汗的父亲就是《大篷车》的制片人塔西尔·胡赛因。
尽管父亲和叔叔都是当年宝莱坞最出色的电影制作人，但阿米尔·汗的父亲并不希望子承父业——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电影为他带来过金钱和声誉，但也曾让他破产、欠债，陷入困境。
阿米尔·汗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离电影很远。和站在镜头前或坐在导演椅上相比，他更愿意站在网球场上。练习网球的那些年，他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训练。
“成为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是少年阿米尔·汗的梦想，优异的战绩也一度让他对实现梦想深信不疑。直到他长到18岁，身高永远地停留在1.72米，他才觉得，这个梦想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在阿米尔·汗看来，网球生涯对他最大的影响，来自每次赢得比赛后与母亲的对话。“我每次比赛完回家，妈妈都会问我赢了还是输了，通常我都是赢球，所以我每次都轻飘飘地回答，哦，赢了。这种对话进行了很多次。有一次，妈妈突然说：‘我很好奇，那些输了的孩子有什么感受，他们把输了的消息告诉妈妈后，妈妈又有什么感受。’听了妈妈的话，我突然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而我们常常忽略。”
从阿米尔·汗后来主持的《真相访谈》和他为社会事件发声的举动来看，这次“顿悟”的确对他影响深远。
巧克力男孩
阿米尔·汗的兴趣从网球转向电影纯属偶然。大学时，他的好朋友阿迪蒂亚疯狂地热爱着电影。
大学期间，阿迪蒂亚开始尝试制作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一部40分钟的短片。他找来阿米尔·汗做他的助手和制片人，后来又让阿米尔·汗在这部电影里演了一个角色。
这段经历唤醒了阿米尔·汗身体里的电影基因。“当我真正经历了电影拍摄的全过程，我才发现，这将是我愿用后半生去做的事。”阿米尔·汗回忆。
最初，阿米尔·汗只是给叔叔纳西尔·胡赛因打杂，利用假期参与和电影相关的工作。但这种工作节奏完全满足不了阿米尔·汗对电影的热情和好奇心。“我不相信学历，如果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你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学习它。我这样做了，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最终，阿米尔·汗离开校园，全身心投入电影事业。
1988年，叔叔纳西尔·胡赛因决定筹拍一部新电影，他让儿子曼苏尔·汗创作了电影剧本。剧本令人满意，纳西尔·胡赛因决定让曼苏尔·汗做导演。在电影筹备阶段，阿米尔·汗和曼苏尔·汗一起为电影寻找演员。两个人面试了很多年轻男孩，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一筹莫展之际，叔叔对阿米尔·汗说：“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就这样，阿米尔·汗成了堂哥曼苏尔·汗新电影《冷暖人间》的男主角。对于当时以明星为主导的印度电影来说，新导演起用新演员，这实在是一次巨大的冒险。
幸运的是，阿米尔·汗和堂哥成功了。《冷暖人间》票房大卖，阿米尔·汗一夜成名。
《冷暖人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家庭和爱情的故事。两个世仇家庭，两代人，两对不该在一起却奋不顾身相爱的男女，这样复杂的故事情节在当时并不多见。阿米尔·汗的形象也突破了当时印度电影对“男主角”的定义。他不高大，也没有印度偶像明星身上惯有的英雄主义气质，人们把他称为“巧克力男孩”，意思是说他如同邻家男孩一般帅气、阳光。
有趣的是，阿米尔·汗的婚姻与《冷暖人间》里男主角的遭遇有些类似。阿米尔·汗的家族与第一任妻子芮娜的家族虽然不是世仇，但在印度，一个穆斯林家庭和一个印度教家庭几乎不可能通婚。
21岁——刚刚到可以结婚的法定年龄，阿米尔·汗就向芮娜求了婚。二人瞒着家人偷偷领了结婚证，婚后依然各回各家。
拍《冷暖人间》走红后，阿米尔·汗已婚的传闻不胫而走。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提醒他不要公开自己的已婚身份，作为一个偶像明星，婚姻将成为他事业的阻碍。但阿米尔·汗还是大方地公开了自己已婚的事实。阿米尔·汗的诚实不仅没有妨碍事业，还让他诚恳、深情的“巧克力男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走向世界
在宝莱坞，阿米尔·汗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从来不属于主流。
1996年，他主演的电影《印度拉贾》上映。这部电影一举拿下了“印度荧幕明星奖最佳男演员”“印度电影观众奖最佳男演员”“印度电影观众奖最佳导演”等诸多印度重量级电影奖项。但阿米尔·汗对此意兴阑珊，并决定退出一切印度電影奖项评选。1998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了自己的这一举动：“这些电影节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我不认为一本电影杂志是评选奖项的最权威的机构，那更像是一场众人狂欢的派对。”
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印度往事》，是阿米尔·汗在一片反对声中接下的电影。阿米尔·汗喜欢这个剧本，但他也知道，这部电影并不符合印度电影的大趋势。本着对导演和制片人负责的原则，他让导演去寻找一位敢于创新的制片人，一位“在不知道阿米尔·汗将主演这部电影时依然愿意参与其中的制片人”。
最终，导演阿素托史·哥瓦力克找到了这个大胆的制片人，他就是阿米尔·汗本人。
第一次担任制片人的阿米尔·汗打破了很多宝莱坞电影固有的规则。他把在上一部电影《大地》中学到的同期声拍摄方式用在了《印度往事》的拍摄中。在以往的宝莱坞电影中，外国人角色（尤其是英国人）大多由长相酷似欧美人的印度演员饰演，但阿米尔·汗拒绝这样做，他坚持用真正的外国演员，并强迫他们学习一些蹩脚的印度口音。
在《印度往事》的整个拍摄过程中，阿米尔·汗不断把平等的价值观传递给工作人员。他每天和大家一样坐班车到拍摄场地，如果迟到，就自己想办法。剧组中的英国女演员蕾切尔·雪莉曾在片场对服装师大吼，阿米尔·汗幽默地为剧组立下规矩：“没有人可以在我的剧组里大喊大叫，除了我自己。”
2001年，《印度往事》在印度上映，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印度往事》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印度，它入围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把这部电影评为“你一生中最值得看的50部电影之一”。
印度良心
2000年之后，阿米尔·汗不再仅仅关注电影艺术本身和商业价值，而是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领域。
“在我的观念里，电影最主要的责任是为观众提供娱乐。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媒介，去教育，去激发意识，去鼓励大家思考，增强全社会的公共意识。现实是，印度电影在过去80年里几乎只对它的首要目的负责——娱乐大众。”在谈及电影与社会的关系时，阿米尔·汗说。
中国观众正是因这一类电影而熟悉阿米尔·汗的。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在印度上映。阿米尔·汗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应试教育的反叛者，这个公然对抗体制的形象在印度赢得了年轻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拍摄《三傻大闹宝莱坞》前后，阿米尔·汗的每部商业电影几乎都在控诉和揭穿一个社会问题——《芭萨提的颜色》启发观众如何面对历史，《自杀现场直播》揭露了印度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我的个神啊》讽刺印度的宗教弊端，《摔跤吧！爸爸》则把印度的女性权益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在接受采访时，阿米尔·汗聊到《摔跤吧！爸爸》中备受关注的女性权益问题：“在印度有這样一则法律，那就是不允许孕妇及家人通过医生了解孩子的性别。因为，很多人一旦知道怀的是女孩，就会要求进行堕胎手术。美国没有这样的法律，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法律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过如果人们的观念改变，有些法律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改变人们的一些观念，这是我希望去做的事。”
2012年，阿米尔·汗主持了一档名为《真相访谈》的节目，在这档严肃的访谈类节目里，阿米尔·汗与受访者严肃地探讨残杀女婴、儿童性侵、巨额嫁妆、家庭暴力、种姓制度等印度社会的痼疾。
作为主持人的阿米尔·汗从不煽情，他和团队不仅请来受害者讲述亲身经历，还邀请相关学者、律师和社会工作者提供更为理性的观点和解决方案。他以自己的理性和克制赢得人心。
2013年，美国《时代》杂志将阿米尔·汗评选为“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并撰写了文章《印度的良心：一个演员能否改变一个国家》。
谈及电影、电影人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阿米尔·汗用《真相访谈》宣传片中的话回答：“我演电影时，在不同的角色中，体验过不同的人生。还有另一种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卸去演员的身份，作为一个人，我以我的方式存在。生活中，思绪如风般吹拂着我的脑海。我读报纸、看新闻、与朋友闲聊、和陌生人交谈，总有一些事情触动我的心。一方面，印度在崛起，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印度人，我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社会中还有很多令人心酸的事例，我们却对此熟视无睹。这些苦难让我感到哀伤。有时我会想，干吗要去思考这些与我无关的事情？我的生活幸福美满，别人的苦难与我何干？但是它确有干系。因为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作为创作者，我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这是创作者存在的价值。”
（祁 立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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