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跟一位从美国来港的洋同学叙旧他告诉我,安德逊教授前两年病逝了。我没有感伤,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连他自己亦早看破生死大事,旁人倒该从他身上领悟什么叫做乐观积极。
安德逊是我在美国读书时的老教授,八十多岁仍在授课,安德逊教授的本行是医疗社会学,坦白说他实在把课讲得闷,理论有点落伍,口齿有点不清,反而经常挂在嘴边的“想当年”替课堂增添不少趣味。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家庭生活,尤其何年何月何日跟那些殿堂级的社会学者有何交往,安德逊教授缓缓道来,替刻板课程注入了浓浓人味。
记得他忆及二次大战时的人际关系,说那是民族仇恨最深最可怕的年代,德国人、犹太人、日本人、美国人,彼此痛恨,互相排斥。战后某天他问一位替德国朋友说好话的犹太女士“为什么你不憎恨德国人”对方回答“我的一生,曾经被人推进地狱,也曾经被人救出地狱,所以我明白,对于人的好坏判断,不该在于他的国家民族做了什么事,而该在于他个人做了什么事。”
至于夫妻之道,是安德逊教授最喜欢想当年的话题。有一回,安德逊教授跟几位学生坐在餐厅吃三文治,他边吃边说自己“跟一个女人结婚五十四年,从没想过移情别恋”。我亦边吃边请教他如何做到,他眨一下眼睛,调皮地说“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佛教吗?佛教不是有白骨观吗?我对白骨观的理解是,无论你娶的是谁,到最后还不都是一样?何必多此一举?”
我哈哈大笑。一位已离婚的洋同学却在旁泼冷水“结婚五十四年?的确很久,但别那么有信心,世事难料……”
“不可能,直到我死!”安德逊教授忽然认真。
洋同学亦认真地说“我的意思是,可能她会移情别恋呀!”
那天吃完三文治,步出餐厅,这位活了八十多年的老学者整整衣领,站在寒风里说“well,young man,你们还有五十年日子要奋斗,我十年内便要离开地球了。”
我们频频说“未必”。安德逊教授回答了一句很精警的话语“活到这把年纪,我发现历史正开始重复它自己,这太乏味了。真的,我该走了。”
他真的走了。 人终究不能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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