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蓬山 摘自:《大公报》2019年10月24日
袁枚在《隨园诗话》中论述了一门“书籍建筑学”:“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湢井匽,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
这段论述形象地概括了古代士大夫的读书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各有不同位置,尊卑亦各有序。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本身就是黄金屋,读书人有书,就有了片瓦遮头的精神家园。若能像袁枚那样藏书丰富,就更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了。
南美作家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的《纸房子》,是一本有趣又艰涩的小说。书中嗜书如命的布劳尔,原本搭建了一套完整的读书、藏书体系,比如同年出生的莎士比亚和马洛互控抄袭,两个人的作品无法毗邻陈列;略萨与马尔克斯闹翻了,两个人的书也不能放在一起。
不幸的是,布劳尔的索引毁于大火,于是他不再顾及作家之间的交情或者思想脉络,而是雇用工人在大西洋岸边的沙丘上,用藏书建造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纸房子。他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的书充作窗台;一本巴列霍的诗集上头放一本卡夫卡的作品,旁边填上康德的著作,再铺上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当门槛;加缪和摩洛索里的书砌在一块儿;莎士比亚和马洛的代表作,在砂浆的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
相比之下,袁枚的“纸房子”还停留在理论层面。我浏览自己的书架,若按袁枚的“筑书”法则,属于缺少户牖、厅堂不全的那种,好在有正寝、东西两厢勉强可饮食起居,书舍花园也小有规模。不过结构有些混乱,小池挨着床榻,沙发与花坛连接。而看完《纸房子》,再看到书架上《朝花夕拾》与《雅舍小品》放在一起,我总想象着,两位作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样子。
(孤山夜雨摘自《大公报》2019年10月24日,吴浩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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