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旅行者
作者：恒殊 来源：《环球》2010年第14期
在从挪威峡湾返回卑尔根的火车上，我们遇到了一个19岁的中国男孩，他刚刚念完大学一年级。男孩的母亲20年前在瑞士读酒店管理，可能也是在那里认识了他的父亲，后来一家人去往加拿大定居。男孩热爱旅行，从小随父母去了很多地方，早在高中时，母亲就许诺他，考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可以资助他自己去旅行。
放假前男孩在网上定了三个半月的行程。他先是花了一个月游遍美国东西海岸；然后飞到故乡北京，一个人在中国到处跑；又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他飞到伦敦，三日后北上，挪威是他欧洲之行的第二站。他独自旅行，随身只有一只不大的箱子和一架不小的单反相机。谈到欧洲各地的风土名胜，男孩如数家珍。他只有19岁，但已经第三次来欧洲了。
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从小接受升学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欧洲却比较普遍。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中上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受教育的一部分就是出去旅行。一般是从十三、四岁开始，由一位家庭教师陪伴，展开短则几月，长则数年的“Grand Tour”，深入了解欧洲各国语言、地理、文化与艺术，为以后成为学者、骑士或领导者做出准备。
举例来说，瑞典伯爵菲尔逊14岁从哥本哈根出发，游历欧洲全境。这期间他也并不是一直都在旅行，在德国吕内堡，他停留了一年时间接受各种课程和训练。
根据菲尔逊日记中的描写，每天他都要早起，祈祷完毕后开始上德语和历史课。八点到十点是马术训练，然后是法语，古历史和更多的德语课。十二点半吃午饭。二点到四点练习钢琴，接着是一到两个小时的剑术训练。德国之后，他游经瑞士去往意大利，游遍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米兰，最后在都灵读完大学。
菲尔逊的经历是十八世纪欧洲教育的缩影，他通晓礼仪，精于骑射，至少懂得六种语言，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出类拔萃的军官。菲尔逊和法国王室走得很近，作为主要领袖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后为瑞典王室效力，他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涅特的悲剧爱情是欧洲历史上的悲怆一笔，至今仍是各种浪漫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宠儿。
在十九世纪中后叶，有“才子与戏剧家”之称的奥斯卡·王尔德在读大学期间，曾两次和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古历史学教授马哈非出访意大利和希腊，时至数月之久。他在那里凭吊了诗人济慈，也访问了拜伦的故居。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年轻的王尔德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异教文化，包括古希腊的享乐主义学派。享乐主义中的精神颓废和目的性，加速了王尔德艺术理论和美术思想的形成。他的唯美主义思想就是在从希腊回来之后萌芽的。可以说，在旅行之前，他还只是个牛津大学的普通学生，在旅行之后，他成为了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历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现今欧洲的很多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中，保存着“gap year”的传统，有人翻译成“空当年”，就是学生申请保留学籍离校一年，旅行或者工作。“gap”有缺口的意思，却是很多年轻人的出口。就是在这空出的一年，很多学生背起行囊环游世界，一般都是独自成行，住最便宜的背包族旅店。走到一个地方，喜欢，钱不够了，就停下来打上几个月工，然后再走。我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年轻人，三五成群，来自世界各地，有时候和同住一家旅店的同龄人结伴，同游一阵之后分开，再继续独自探险。
这些年轻人们在旅途中长大，每天结交新的朋友，见识新的语言，新的文化，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风土人情，拓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的心灵更加广阔。同时，旅行还可以让一个人更加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真正的喜好，听从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认识自己，做自己，超越自己。
我想起很久以前听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是要多读点书，多去点地方。这话一点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