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毕业旅行到兰屿。
出台湾能够搭小飞机，飞过浩渺的烟波，到一个与世隔绝、景观完全不同的小岛，真是令我兴奋极了。
更兴奋的是见到兰屿的原住民，穿着丁字裤，推着两头尖尖的船，夜里，在海上点起火把，引来飞鱼。
黑黑的夜色中，海上火把的光亮闪烁，风吹来，浪打来，站在海边的感觉真美。
最难忘的，是我班上一位女生收了个兰屿的女孩做干妹妹。
虽然才认识几天，那小女孩却体贴地对干姐姐说：“回去多穿点衣服吧，西风起了，你会受凉的。”
我更永远忘不了，她那无邪的脸孔，和她说的：
“姐姐，你知道吗？我们兰屿人都好穷、好短命，日本人以前把我们隔离起来，故意不教育我们，拿我们当原始人类的橱窗，害我们到现在还这么落后……”
二十多年前。到台湾南部一个城市。
经过一条路，路中间居然有口井。
“这是一口古井，被保护的文物。”当地的朋友对我说，“可是这么多年来，它在这儿，真不方便，也真危险，已经有好几个人，夜里骑机车，因为撞到这口井，死了。”
十几年前。
到台湾北部的一个小镇。
镇上有所著名的庙宇，香火鼎盛。
庙旁是条老街，走在其中，如同进入历史。
“真美!”我说，“保护得真好。”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是古迹，政府规定要保护，不准改建。”当地的人对我笑笑，“结果房子愈来愈老，又阴又湿，住在里面很多人得了风湿和气喘。尤其害怕的是哪一天，地震来了，百年老屋垮了，我们全得压死在里面。”
前年，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海豹猎人之死》。
在加拿大北极小村里住了一家猎人。
男主人皮泰图靠猎取环斑海豹为生，每张海豹皮可以卖到十一美元。
但是一九七五年秋天，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一段惊心动魄的新闻影片。那是绿色和平（Greenpeace）组织带着记者团去拍摄的，拍下爱斯基摩人猎取海豹的残酷镜头。
新闻媒体大力炒作，电影明星和欧美的政治人物也加入保护行动。绿色行动组织的总裁罗勃特·亨特提出警告：“如果不禁猎，格陵兰海豹将在五年内绝种。”
这个号称“心灵炸弹”的新闻爆发开来，一九八三年欧洲议会在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宣布禁止幼海豹皮在欧洲出售。
不卖幼海豹皮，整个海豹的皮毛市场都崩溃了。
没有人再买海豹皮衣，猎海豹者被看成刽子手，虽然——
加拿大野生动物基金会会长说：“我们并不担心格陵兰海豹会绝种。”受委托调查的人道机构，也发现猎杀海豹的方法并非不人道。
加拿大北极圈的猎人断了生计，十一年内有一百五十二人自杀。
皮泰图有一天离开家，挥手向妻子道别，这是他结婚以来第一次这样道别。
皮泰图没有再回来，他死在一片碎冰之间。
不久前，看电视上的专题报道。
孟加拉的街头，衣衫褴褛的人，衣衫破旧的孩子，对着镜头，在清瘦的面庞上，张着无助的大眼睛。
旁白说，联合国保护儿童的组织，指摘孟加拉的企业，雇用幼小的童工，使孩子受到伤害。
于是小童工们被解雇了。
他们流落街头，有些甚至沦为雏妓。
联合国儿童福利组织不得不回头，作让步和补偿的措施。
跟昆虫学家陈维寿老师聊天。
“你知道吗？以前台湾靠蝴蝶赚了多少外汇？”陈老师说，“单单在黄蝶翠谷一年就能抓五六千万只。”
“这不是违反生态保育吗？”我说。
“错了!”他笑笑，“后来经济不景气，蝴蝶出口没落了，黄蝶翠谷的蝴蝶被抓得少，数量反而减少。因为十天内，那里就能产生一两千万只蝴蝶，没人抓，数量太多，把树芽都吃光了，后来的，就饿死了……”
看台大研究所学生关孙知写的文章《人与大自然的矛盾》。
云贵高原的初春，农民开始播种，但是种子才播好，就可能被由青藏高原飞来的黑颈鹤吃掉。
黑颈鹤是保育类动物，政府规定，谁杀一只就要被关七年。
农民只能用各种方法驱赶。只是，才赶走一批，又飞来一批。
令人心惊的是，在保育人员的宴会中，端上一盘又一盘大菜，关孙知算算，一共十八道，大多为云南特产，甚至还有穿山甲……
当一只全世界只剩几只的猛兽，对人扑过来时，如果你手上有枪，你是打死那野兽，还是任它去咬死人？
“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人，死一个人算什么？”你会不会这么想？
抑或，你会毫不考虑地射杀野兽？
这个世界不是人类所专有的，我们要尊重地球村里的每一员。
但是，当我们大唱高调，当我们举着牌子站在百货公司门口，高喊不准屠杀动物、猎取毛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贫苦山村的猎人送上冬衣？
当我们保护一口井，为那古迹请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想移走古井、更改道路的方法，还是任它在那儿伤害我们的同胞？
当我们高喊这世界上的物种，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减少时，我们有没有想想自己造成的污染，正是最大的祸害？
当我们高唱保护雨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利用每一张纸，使这世上能多留一棵树？
我们可以扮成仁者的样子，打着领结，举着香槟，参加保护古迹和野生动物的募款餐会。
看山珍海味一道道上来，却听不到山巅海滨一声声的哀叹。
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资深会员，我常想，当我抢救一朵小花的时候，是不是践踏了无辜的小草？我也常想，文明世界的人，是不是做了许多伪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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