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家书
父亲生长在上海浦东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奶奶一辈子生育过六男六女，12个子女存活下来8个，大伯和父亲是仅存的两个男孩，自然备受呵护。大伯年长父亲5岁，让长子成才是那个年代整个家族的梦想。在乡下务农的爷爷奶奶勉力供养大伯读至大学毕业，相当不易。待大伯能在社会立足，父亲的读书费用便全由大伯负担。可惜由于战乱，父亲未能读完大学就被迫辍学。
大伯并未辜负长辈的期待，成为颇有成就的建筑设计师。在2003年致父亲的家书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在基点之上人分3类，一般努力，比较努力，很努力。”大伯显然把自己归于“很努力”的那种。他说：“我自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每个环节都是努力争取做到完胜。这是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基本所在。”大伯本名锦堂，大学毕业后考取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建筑师事务所并出国工作。在国外时为交往方便，改名尔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伯“思念家人父母，毅然回国”（大伯家书语）。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华东设计院，直到退休。他的“最后两个设计作品是苏州南林宾馆和上海南京路海仓宾馆，都得到好评”（大伯家书语）。
父亲早年跟随大伯工作历练，在日记中用“恩情难忘，终身铭记”8个字形容胞兄的照顾和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独自到北京工作，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人诬陷，被打成“老虎”，关押在一处荒弃的校园，日夜受审，被强令交代“贪污罪行”。年轻的父亲此前一直在大伯的悉心保护下，何曾遭遇过如此的险与恶？消息传到上海家中，母亲带着年幼的子女，跑到大伯那里讨主意。大伯二话不说，当即让大伯母将她的金银首饰悉数拿出，说救弟弟要紧，有天大的事等人出来再说。
母亲将我们托付给爷爷奶奶，独自怀揣着自家房契和大伯母的金银首饰到了北京，用这些东西换回父亲。清白的父亲自然不服，反复申诉后，事情终于查清，的确有人诬告，真正的“老虎”被绳之以法，房契及大伯母的金银首饰被原样退还。这似乎是个喜剧的结尾，却给父亲的精神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父亲生前多次忆起这段经历，感念大伯无私的救助，晚年更常常怀念儿时与大伯相处的快乐时光。
2008年春，那时母亲已去世一年，大伯在信中平静地談到生死，他说：“人生到了最后的阶段，过去到现在正在眼前，未知以后如何难测，百岁的人总是少数。”这是大伯给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书，而父亲在回信中则对大伯说：“感慨归感慨，还望多保重。”
2009年春，来京多年的父亲无法排遣对上海亲人的思念，不顾子女的强烈反对，坚决要去探亲。其时大伯已是90开外的高龄，身患多种疾病；而父亲几年来也时常住院，所谓“风烛残年”。父亲到达上海的时候，大伯正住在医院，耳朵全聋，听不到任何声音，而父亲也要借助助听器才勉强听得到一两句话。当年那个处处呵护胞弟的大哥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耄耋之年的兄弟俩没有任何言语，只是相对微笑，用点头和目光表达着彼此的情意。对于这次见面，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次去上海探亲，自己尚可缓步走路，但时常鼻子过敏流涕。遗憾的是尔文大哥身体不佳，7种病缠身。5月10日那天，我用大半天时间给大哥按摩，手、足、腹、面孔等，强作笑脸。临分手时，忍不住悲哭而别！”
这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晚年的父亲每逢年节都会给大伯一家写信问候，并寄一点钱表达心意。他的这些信件都留有底稿。他记下的最后一笔汇款在2012年1月，就在这个月，他所尊敬的大嫂去世，不到一个月后，“敬爱的尔文胞兄”也撒手人寰。因父亲那时已极度虚弱，怕他伤心过度，我们只将大伯母去世的消息告知，也就是说，父亲生前并不知“敬爱的胞兄”已先他离去，还常以“敬爱的胞兄尚高寿在世”引为自慰。
父亲是与大伯同一年离世的，直到最后都对大伯怀着深深的眷恋。日记中有不少地方记述他对大伯的牵挂，他“常在梦中与之相会，醒来后辗转反侧，再难入眠”。
血浓于水，这就是同胞手足之情，恐怕当代的独生子女们很难体会。而在互联网时代，电话、视频、微信等早已取代了家书，即使是亲人间的联络也不用那些贴着邮票的信件了。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于我而言，父辈这些手写的家书弥足珍贵，我会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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