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智多星母亲
那些恨不得杀了才好的讨厌老太婆，想来也必是某户人家无上尊贵的娘亲;对自己来说这世上唯一神圣的存在，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个普通老太太。夸不得，又藏不住，真是难缠之至，就连写作本身也多少变得蹊跷了。
说我家老妈与众不同，当然不是指她有吃生蛇，或是脖子伸得老长，一到半夜三更就舔油之类的怪癖，只是稍微比别人做得过分些，或者称执拗，要不就叫穷讲究吧！
几年前，她给我那在西班牙工作的弟弟寄去一个装满海苔、梅茶、脆饼等日本风味食品的包裹，可不知怎么回事，包裹最后没寄到弟弟那儿。她因此对整个邮政行业起了疑心，开始心怀敌意。自那以后每次去邮局，她都要把邮局配备的圆珠笔据为己有，再抓上一沓填写单——这些“战利品”就成了她开的小酒吧里的常备品。
要是就到此为止，那还不能算怎么怪，她对邮政部门的报复可是愈演愈烈。有一天，这“复仇鬼”给我打来电话：“明后天你会收到一张明信片。给回一张啊。”
“知道了。就这事吗？”
“就用原来那张明信片回啊！”
我一时没明白她说的意思，心想：又不是棒球，一张普通的明信片能这么传来传去吗？
“没问题的，”她怕被窃听似的压低了嗓门，“我已经在该死的邮局可能会盖戳的地方都涂了蜡，只要仔细把蜡刮掉，戳就没了。地址和内容是用铅笔写的，用橡皮擦掉就行了。这么一处理，明信片焕然一新，可以再用一次啦！”说到这，她痛快无比地大笑起来。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我仔细观察老妈寄来的明信片，果然发现在正面左上角涂了薄薄一层蜡。用刀一刮，邮戳随着蜡一起掉了。要照“复仇鬼”指示的做，正符合《邮政法》第八十四条“伪造有关邮政费用的代用票证、改造或消除已使用痕迹者”，被发现的话要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虽说是父母之命，但这可听不得啊！她不知道，我是拿另外一张新明信片写好寄过去的。那段日子，她一直自以为报复成功，让邮局损失了七日元明信片费，所以扬扬自得，开心得要命。
上面说到的这种多少有点古怪的独创功夫，其实源自老妈的天性，我从小便为此伤透了脑筋。
关于她的出生年月，她也是一会儿说是明治末年，一会儿又说是大正初年，随当时的心情变来换去。要强调年长功高，就说是明治末年生的;想方设法显年轻时，便坚持说自己生于大正初年。出生地也一样，谈起小田原，她就说：“哎呀，那是我的出生地呀！”话题涉及横滨，又吓唬人：“我可是土生土长的横滨娃，所以得在这说两句。”提到新宿，便煞有介事地开口道：“就连我这新宿生的，对新宿如今这变化也……”真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几个儿子姑且理解为，老妈是明治末至大正初出生于关东地区南部的。
她确实是新宿柏木某医院人家的女儿，同东京药专毕业、在这家医院当药剂师的我父亲恋爱，之后嫁到父亲的老家山形县。父亲家是开杂货店的，从文具到鸡饲料，从中小学教科书到普通图书，什么都经营。不久便是千篇一律的婆媳不和，而且媳妇一张刀子嘴，八面威风，不仅不逆来顺受，还对婆母颐指气使。心软的父亲夹在中间，哄哄这个，骗骗那个，到头来不知是因操劳过度，还是由于生来体弱，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就突然亡故了。老妈冲出婆家，猛学三个月后，拿到了药材商执照，就在原先的镇上开了一家药店。债台高筑，还要抚养三个正处于发育期的男孩子，所以老妈千方百计想赚钱。想着想着，天性里某些古怪的独创癖就抬起了头。
一到夏天，乡下药房最好卖的就数盘式蚊香了。老妈注意到点蚊香可是项大工程，即便现在，这种盘香也还是不好点，用一根火柴很难点得着，当时的话就更是困难，都用木头尖上涂着硫黄的点火棍来点。老妈考虑到这太不方便了，要是能把蚊香的点火部分做成火柴头样就好了，只要在哪擦一下，就能“嘭”地着火，蚊香的主体部分也就随之点燃——这办法要是能成功，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蚊香就会畅销，势必能大赚一把。
糟就糟在老妈当时最爱看的书是《居里夫人传》，虽没打算靠改良蚊香来得诺贝尔化学奖，可她想到居里夫人是人，她也是人，没有什么人家能干成自己却干不成的道理。于是老妈在药房里废寝忘食，将自己参加药材商执照考试时那点可怜的药品知识倒腾来倒腾去，终于成功地给蚊香主干部分添加了点火药。没想到她刚试着在火柴盒的擦纸上一擦，那火力太猛了——哪里是什么蚊香，分明是熏香烟花！眨眼工夫火星飞溅到废纸篓上，起了一场小火灾，结果消防分队队长把我们家臭骂了一顿。可是药量减少的话，又不容易点燃，就是没法把握适中的量。
随着夏日暑热渐渐消退，老妈的研究热情日益枯竭了，她最爱看的书《居里夫人传》，不知何时也给塞进了书架最里头。老妈的“化学家时代”就这么无所建树地结束了。
不过在那种时候，就算顺顺当当造出一种十分方便、一擦即燃的盘香，也不知能否卖得出去。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前夕，想来也没什么客人会为图那点方便特意赶过来。那时候“方便”可是“奢侈”的近亲，而奢侈则被视为大敌。
一开战，物资渐渐匮乏，老妈的独创功夫甚至波及我们穿的衣服。在风雪交加、咫尺难辨的山形县，冬天得裹上罗纱斗篷。有一年初冬，老妈把我塞着卫生球的斗篷拿出来一看，原本长遮膝盖的斗篷这会儿还不及腰——大概是我这一年长得太快了。上学前，老妈见我把短小的斗篷拉来扯去想拽长点，便说：“把这件给弟弟穿吧，我给你做件新的。”虽说我也从“给你做”这句话里觉察到一丝不祥，那时却还无心怀疑她，于是欢呼雀跃地去上学了。上课时我眼前飄动的尽是新斗篷。放学时大雪霏霏，披上斗篷的同学问：“哎，井上，你怎么回事？没有斗篷吗？”我回答：“是的，不过我今天会有一件新斗篷！”我兴冲冲地踏着积雪回到家一看，斗篷确确实实做好了。
可这斗篷不过是块蔓藤花纹的包袱皮儿，正中间剪了个口子，好能伸出头，衬里上缝了各种各样的碎布片。这斗篷裹得严的话或许不会不暖和，但我实在穿不出去。从那以后，每当我许下什么无法实现的诺言后又食言，遭人责备“别尽摊大包袱皮儿”时，总会记起那件蔓藤花纹的斗篷。老妈的“大包袱皮儿性格”似乎已经准确无误地遗传到我身上，想到这一点便够烦的。“什么样的父母养什么样的儿女”“有其子必有其父母”，这些格言似乎都是真理。
有些时候，我对老妈这种独创癖也反其道而用之。刚进新制中学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肚子饿。早晨肚子塞得再满，一到第三、第四节课还是咕咕乱叫，于是我背着老师啃饭团，中午冲回家又干掉两三碗饭。当然肚子确实是饿了，再加上在课堂上偷吃盒饭，在当时该算是英雄壮举，所以我动不动就来上一次。有一次，这种把戏连续三天被老师发现，结果班主任老师跑到我家里来了。我想，不采取措施的话肯定得挨骂，于是等老师一走赶紧问老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早餐盒饭绝对不被发现呢？”
老妈本准备对儿子上课吃盒饭好好教训一通，就这一句话，估计一下子刺激到她那根独创癖神经，于是说教之事立马被忘到了天边。她说了句“这个嘛，简单得很”，马上从书架上取下个书的外包装盒，拿糨糊和剪刀把饭盒改装成一本书。说得准确点，是将饭盒四周都糊上封皮，合上是一本书，揭开封皮就是饭盒，再掀开饭盒盖子，便露出盒饭。她让我将盖子藏到书桌里，等老师走远了就吃盒饭，走近了就合上封皮纸放到桌上——真是太有创意了！见我看得目瞪口呆，她赶紧喝令：“明天赶紧试试！”
就这样，训人的一下子成了共犯。我免了挨骂自然可喜可贺，可一想到自己在独立生活之前只能依靠这个胡作非为、变化无常的老妈，就不免心生不安。记得当时我还后悔，不如干脆让她骂一顿算了。话说回来，这个早餐饭盒也没派上啥用场。第二天的第三节数学课上，我吃盒饭时轻而易举就被老师发现了。因为用作书皮的外盒上贴的是亡父藏书《近代剧全集》中的一冊——明明上数学课，桌上却摆着《近代剧全集》，当然要露馅了。数学老师一看到饭盒便咆哮不已：“如此愚弄教师实属可恶，得赶紧告诉你妈妈，让她狠狠教训教训你！”
“老实说，这是我妈的杰作。”听我这么说，老师大感失望。自那以后，学校再没就偷吃盒饭的事向我家提什么警告，大概因为知道母子同谋后都目瞪口呆了吧。
（心香一瓣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冬天的富士》一书，本刊节选，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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