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2012年7月16日上午，当他走出北京东城区法院时，等候已久的记者们立刻将他团团围住。“长枪短炮”的阵势，让不少路人停下脚步，推着车的大爷很好奇：“这是哪个明星啊？”
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无关，廖丹是北京底层的低保户。他无力负担妻子治疗尿毒症透析的费用，“为了让妻子先不死”，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四百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这天，他将别人捐赠的17.2万元，全部退还给了法院。
在公众的描绘下，这是“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廖丹却说不出什么漂亮话：“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儿呗，你说怎么办？”
★日子★
从家到医院，廖丹的“摩的”要开上近两个小时。30年前，在北京城的革新中，北京土著的廖丹，从交道口搬到五环外的郎辛庄，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
与此同时，另一场革新又将他推向了这座城市的底层：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在当年的那场浪潮中下了岗。
那一年，通过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年24岁的河北人杜金领。
对于这座城市底层的廖丹来说，这世界哪有什么动人的爱情：“两个人就是搭帮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得了。”后来，杜金领掏钱摆了两桌酒，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再后来，他们有了儿子。
2003年，杜金领所在的单位倒闭，她就自己在家做手工艺品卖钱。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半年，一个亲戚帮她找了个美容院的工作——每个月600元钱。在这个北京底层家庭，日子虽然简单，却也过得去。
噩梦从2007年开始——杜金领被查出患了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每次透析费用至少420元，一个月下来，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而一家三口的低保只有1700元钱。更要命的是，杜金领没北京户口，没工作，入不了北京医保体系。开始，家里还能拿出点儿钱，但两万块钱几天就没了。
此后的日子里，廖丹每周骑着电瓶车，把妻子送到医院。后来他干脆咬牙借钱买了辆旧“摩的”，送妻子去医院之余还能拉点儿黑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亲戚朋友被他借了个遍，有人最后不得不劝他：“兄弟，以前的钱就别提了，今后别来了，你媳妇儿这病，没治。”
2007年年底，已经负债累累的廖丹发现，自己每次到医院交透析费时，收费室都会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到透析室。那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在大街上捡了张刻假章的名片。
第一次把印有假章的收费单交到透析室的时候，他很害怕，但又觉得“过一天算一天吧，以后是以后的事儿”，“要不然早就都死了”。
杜金领也曾怀疑过丈夫哪里来的钱，但每次问，廖丹的倔脾气就会冲上来：“你什么都别管！”
★认了★
凭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的行为终于被发现。5个月后，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终于看到警察冲他走来。他说，他可以理解医院，“毕竟人家不是什么慈善机构”。
廖丹领着警察回家取证时，他们12岁的孩子正在家里写作业。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况后，对他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别人诈骗是为骗钱，你诈骗却是为救命。”
把廖丹带走时，警察给孩子留了200元钱。“你别当我是警察，你就当我是大哥，但你毕竟是犯法了。”
杜金领本以为廖丹是开“摩的”被抓了，便不停给法院打电话，问人什么时候放出来。开始法院的人还很客气，但一个礼拜后，人家有些不耐烦，对她说：“你知道你透析4年没交费吗？”杜金领终于明白，丈夫为了给她看病刻了假章，涉嫌诈骗。
廖丹被抓的那段时间里，杜金领每周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医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邻居不停地给法院打电话，廖丹才被取保候审。
2012年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开庭之前，法院要求廖丹退还17.2万元的“赃款”。庭审那天，检方提出，廖丹构成诈骗罪，建议法庭判处他3年到10年有期徒刑。但还没等公诉人出示证据，廖丹就说：“您不用念了，我都承认完了。”后来，廖丹告诉记者，即使那天宣判了，他也不想上诉，“摊上了，认命也就认了。”
“你觉得值吗？”
“不管值不值得，还是犯法了。这我承认。值不值得，至少一家子现在还在一块儿。”他突然停下了，默默地反问，“你说呢？”
★改变★
廖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不经意间改变。开庭那天，法院外宣处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他：“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从那开始，找他的记者没断过。
廖丹的故事，像藏在海底的珊瑚，一旦被打捞出来，便成了宝贝。那个廖丹在电视里才看见过的明星姚晨，开始在微博上关注他的事。一位他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元钱让他“退赃”。两家他从未听说过的机构，向他提出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还有人在微博上为他发起了捐款倡议。他的故事被称为“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7月13日是个周五，本是杜金领去医院做“透析”的时间，但记者不断从山东、上海、浙江等地赶来，找上门的记者干脆跟着去了医院。那天，杜金领累得浑身酸疼，晚上回到家，又一拨记者来聊到11点。廖丹的嗓子有些哑了，还未痊愈的肺结核又让他不停咳嗽。可周六一早，记者们又来了。廖丹从没想过拒绝，谁来打电话，他都说：“欢迎你们来。”他觉得这是唯一能报答人家的办法。
到了下午，廖丹被问得有些疲惫，但记者们似乎依然不想放过他。他觉得自己怎么也挤不出记者们期待的那些“甜言蜜语”，他觉得这哪儿是什么记者们想象的伟大爱情——“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儿，咬着牙也得过”。
7月午后的太阳，晒得人犯困，4点多，小区里又进来几辆出租车。射灯、摄像机、反光板、三脚架……一个摄制组摆开架势。
那一天，央视的柴静也来了。
看到这样的阵势，一位记者觉得廖丹和妻子杜金领都有救了，但他又开始担心：没有人知道，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还隐藏着多少个廖丹。
（江南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