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和柴静教我的事
我去的那天，节目环节设置得比较丰富，除了四位常设嘉宾外，每个环节都会根据内容的推进请一些其他相关的讲述嘉宾或表演嘉宾。一个下午一连录了两场，第二场将近尾声的时候，请上来一位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是四川一个专门搜集稀奇姓氏并编纂成册的人，带着他厚厚的两部作品上台展示。按照编导最初的设计，他应该是讲个五六分钟就退场，然后节目就圆满结束了。因为是录播，到最后剪辑出来也许他这段不会超过1分钟。但老先生热情很高，竟滔滔不绝地讲了40多分钟。观众以及台上的其他嘉宾都已经兴致全无了，他却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更少见的是，一向以“控场”见长的汪涵也没有打断他的意思，反而在很多本可以收住的地方又抛出新问题，引得他又说了一大篇。
最终录完节目已经是晚上7点多，比预计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汪涵设宴款待我们，席间我问他：“那嘉宾讲得并不精彩，内容也无甚出奇，你为何容他讲了那么久？”
汪涵淡然回答：“老先生年纪那么大了，这也许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电视了，我为什么不让他彻底开心一次呢？成本多么低廉，只不过是40分钟的时间而已。”
那一刻我非常动容。我是学主持出身，在我初入行时，老师或前辈都会把“控场能力”，特别是“控制时间的能力”作为考量一位好主持人的重要指标。但汪涵让我懂得了，所谓的“控场能力”，不过是“术”，成就他的，其实是极大的包容与善意，即在节目里自然流露的人文情怀，这是“道”啊。前者可以造就一位合格的主持人，后者却可以使之成为他们中最卓越的那部分人。
再来说说柴静，今年4月，我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工作，负责联络媒体，安排采访。各大媒体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是《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的导演、著名导演卡梅隆。柴静和她的《看见》团队也向组委会递交了采访申请，但没被批准。原因之一，是因为《看见》是一个年轻的栏目，不如央视2套的《对话》品牌成熟，也不是《世界电影之旅》《第10放映室》这样的专业电影栏目；二是因为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长是40分钟，但卡梅隆方面只能提供30分钟的受访时间。
这两个理由十分充分合理，柴静团队也表示理解。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卡梅隆抵京的那天，柴静告诉我们：自从得知卡梅隆住在东方君悦酒店之后，他们就在该酒店的同一层开了一个房间，而且一开就是好几天，为的就是看看能不能争取到一点点采访卡梅隆的机会。
组委会深受感动。恰好在卡梅隆接受专访的前夜，原定专访他的另一家电视媒体自身出了一点儿意外，无法完成采访。这个难得的采访机会，就这么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柴静的团队。那天的采访非常顺利、愉快，卡梅隆最后破天荒地聊了50分钟，临走还竖起大拇指对他们说：“今天这位女记者极其专业！”
名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就可练成的。在“技巧”和“练习”之外，“名嘴”之所以成为“名嘴”，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某些特质。比如自然流露的善良，比如永不放弃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