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丢了职业 就没了一切
文学创作也一样，曹操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陶渊明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何曾收入“五铢”“半两”？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维持生活还得靠扎风筝卖，何曾有什么“创作条件”？如果他们成了“职业作家”，下笔时得看汉献帝、刘寄奴、清乾隆的脸色，又怎能有《短歌行》《归园田居》和《红楼梦》？
做学问也一样，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对吴宓说过，“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要做学问必须“另求谋生之道”：“做官以及做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人误己，问心不安”（见吴宓日记）。事实也确实如此，陈氏后来以教书为职业，在院系调整、教学改革、拔白旗和“文革”中“只能随人敷衍”；他考证钱（牧斋）柳（如是）因缘，“推寻秋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则完全是业余研究。若不如此，而是先列规划，编预算，讨经费，搭班子，决定哪位书记来领导，再配些女生来当助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只怕未必能成。
做官也一样，最好也不要取代原来的职业，不要考上了公务员就一世为官，吃官饭穿官衣，死后还要守在“革命陵园”里，按省、厅、处级排队。看人家的国务卿赖斯，本来在大学里当教务长，共和党下了台，国务卿当不成，回大学去干老本行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职业是物理学教授，业余有兴趣参与政治，出来竞选，选上了就干一届，下一届选不上又可重执教鞭，仍然轻车熟路，用不着像陈水扁那样预留活动经费，把钱存到海外去，落得一身官司，何苦呢？
外国的情形如此，中国古时亦是如此。宋朝贾黯廷试第一，马上要做官了，去看望宰相杜衍（祁国公），杜衍不问他别的，只问他的“生事”，即他的职业和收入。贾黯“怪之”，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谢公，公不问，而独在意于生事，岂以黯为无取耶？”杜衍解释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职业和收入，靠做官弄钱，就容易出问题，“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宦，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之轻，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官方与生事之关系”条中记下了这一节，又记云：“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家庭原有资财）足否。”人或不悟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像赖斯和默克尔这样的人，职业收入远高于当官的收入，故能“轻去就”；当官是为了“行其志”，不当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郑板桥“七品官耳”，因能以书画为职业，才能在贪渎的长官面前硬起腰杆子，“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吟着自家的诗句浩然归去。不像有的官儿除了做官别无能耐，有官做便有了一切，不做官便没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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