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 来源:《财经》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助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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