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

作者：杨立平    来源：《北京文学》本刊有删节

　　1969年，16岁的上海知青刘行军去北大荒插队，与当地女孩二丫相爱。几年后，刘行军回上海读大学，临行前向二丫承诺，，毕业后与她成婚。二丫苦等3年，等到的却是一封分手信。二丫放不下心中的这份感情，没再谈恋爱。18年后，刘行军惊闻二丫仍然单身，并且身患重病，他毅然重返北大荒，将二丫背到上海治病、成婚。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做手术切掉了左肺；2004年，．刘行军又因肝癌需要做肝脏整体移植手术……

　　刘行军    18年后，我又回到了北大荒。二丫的妈妈颤巍巍地站在屋中间迎候我，只说了一句“孩子，你回来了”，就把我拥入怀中。我善良温厚的北大荒妈妈啊，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责怪的话。小弟愤怒地把头扭到一边，拒绝跟我打招呼，这个憨直的汉子，忘不了我害得他的姐姐差点丧命。二丫的舅舅只说了一句：“18年了!”不胜感慨。

　　二丫还没起床，听说我来了，立时抖成一团，抖得一件棉袄穿了好半天，才勉强穿到身上。她迟迟不敢出来，她没有勇气出来，怕自己失态控制不住。

　　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二丫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这时大队书记听说我来了，也过来看我。屋子里坐满了人。

　　二丫的头始终低着，声音暗哑：“你来了……”

　　这就是我的二丫吗?她脸色苍白，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瘦削、虚弱得好像随时都会摔倒。“来了。”我的喉头有点哽咽，好似有一把利剑在搅动着心脏。二丫的衰弱病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内疚。说完这一句，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小屋。

　　吃过早饭，一屋子人悄然散去，二丫的妈妈也没了踪影。我来到二丫的小屋，对坐在炕边的她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想不到你会这么傻!”我把她揽进怀里，两人放声大哭，诉说着离别后的这18年，边说边哭。二丫18年的委屈和悲伤化做泪水的长河，不停地流啊流。我俩一直说到日上三竿，又说到日落西山。

　　我说：“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一次你得跟我走。”怀里的她瘦成了一把骨头，不把她带走，做最好的治疗，我担心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二丫哭了：“不了。见到你，我就没什么遗憾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可能跟你走了，我走不动了。”

　　“我背你。背也要把你背回上海。后半生，我们再也不分开。”我坚定地说。

　　第三天早晨4点多钟，我带着二丫离开了合心屯。二丫的身体太差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让她的呼吸声粗得像拉风箱。她1.65米的身高，体重却只有38公斤，眼见油尽灯干了。我都担心她撑不到上海。

　　火车上，我们俩舍不得合眼，不停地说着话，实在困了才打个盹儿。

　　二丫说：“到了上海，我怕我不习惯呢。”

　　“怕啥？有我呢。”

　　“我不懂上海话，唧唧哝哝的，一句也听不懂。”

　　“我教你，一句一句地教，总能学会的。”

　　“我想家怎么办?从来没离—家这么远。”

　　“想家了咱们就回去。一年回一次北大荒，总行了吧?”

　　二丫的眼珠转了转问：“你一个人住吗?”我说：“是的。”单位给我分了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很少住，平时都住在单位值班室。这18年，除了跟前妻结婚的3年，我过的基本是集体生活。

　　“房子还没装修，随便你怎么弄吧。”是的，我们的家，连同我的人，都交给她了。

　　我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在忍受了18年分离的痈苦之后，我们终于团聚了。

　　我俯厂身，在她的耳边轻声说：“我将从17岁开始补偿你。”

　　但造化弄人，厄运对我们的考验一直没有停止。继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现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里，我的体重急剧减了10几公斤。病情不断恶化，高烧不退，还出现了肝腹水。4月9日，已为我妻的二丫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二丫被医生叫去办公室，回来时两眼通红。

　　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

　　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

　　病房里有4张床，其他3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疾病，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1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

　　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连日忙于护理又陷于焦虑之中的二丫终于撑不住了，坐着小板凳，趴在床边打起了瞌睡，手却紧握着我的手。深夜，微弱的光线透过玻璃窗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依稀有泪。我想给她拭泪，却虚弱得抬不起手。10年前，我将这个女人背到上海，向她发誓：“我背弃你、伤害你18年，我要从17岁开始补偿你，让你幸福……”

　　她刚刚幸福了10年，难道我要再次背弃自己的誓言弃她而去……

　　二丫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浪一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都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医生还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

　　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1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花去了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晒不到阳光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太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也许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刘行军很快就出现了间歇性肝昏迷。医生告诉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

　　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

　　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

　　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元的救命钱?

　　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也想过向亲戚求助，可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1000多元钱，—分不少地都给了我。

　　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

　　2004年4月14日，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脏，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手术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时，医生让我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我的手抖得不行。当时肝脏整体移植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手术风险极大，很多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我签完字，想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9时30分，刘行军在要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我的手：“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

　　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认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我的泪珠滴到了他的脸上。他抬手轻抚了一下我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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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墙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会带走我。

　　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6年，二丫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18年。

　　作者手记

　　2009年10月，我到上海重访刘行军和二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刘行军换肝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但手术欠下的巨款还没有还清。

　　坐在他们简陋的“蜗居”里，我问二丫：“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

　　“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突然，他们养的鹩哥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叫声：“丫妹啊!”那声音酷似刘行军，在声声呼唤自己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