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沿江开发区”的规划中，我的老家不幸被资本看中，成了镇江地区的化工新区之一。谈到污染问题，村民们也面有忧戚。但他们更愿意自豪地向我提及另一类“新事物”，比如，镇上五星级的宾馆、六车道的马路、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化工企业、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當被问及他们是愿意生活在过去那个风光秀丽的山村中，还是愿意生活在如今灰蒙蒙的“现代化”城镇中时，他们不假思索的回答异常坚定：“当然是现在啦，今天的生活是过去做梦也不曾梦到过的啊。”
尽管环保人士说，抽水马桶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的灾难之一，可事实上我们一天也离不开它。我们对它的依赖是双重的：身体对一种便利的生活设施的依赖，以及心灵对一种文明象征物的依赖。而作为风景的圌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本身也就成了一个隐喻：因欲望而做出选择，以及因选择而付出代价。将圌山与我们隔开的肮脏空气，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分泌物——它作为多出来的东西、人为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奢侈的东西，与文化本身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
小时候，我曾经对资本家将牛奶倒入大海这一行径所蕴含的“经济学常识”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对时下很时髦的想尽一切办法来扩大和刺激内需，并将它作为拯救经济首选方案的做法，仍然觉得不可思议。需求为什么需要刺激呢？难道我们饿了，手中又有钱，还不知道吃饭，冷了还不知道买衣服，需要有什么外界的刺激吗？如果我已经吃饱了，又受到强烈的刺激，继续吃下去，那么除了消化不良和糖尿病，还会有其他的结果吗？有人说，当代经济学或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关心的并不是你得不得糖尿病，它关心的是你的消费和购买欲。另外，你得了糖尿病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医疗方面的消费顺便也被刺激起来了。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刺激需求，所刺激的并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需求，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所灌输并建立起来的超级需求，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发现的那种过剩性需求。它所刺激的是一种过剩性欲望，而无休止的欲望本身正得益于文化的哺育。
记得小时候读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总觉得这个吝啬鬼的形象，与吴敬梓笔下的严监生有几分相似。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这两个守财奴不太一样。严监生守财的行为，表面上看是为了节约灯油，实际上，是在占有的惯性下被欲望反制。而葛朗台的目标自始至终都非常清晰——为死后在天国占据一个好位置而拼命积累世俗的财富，其逻辑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严监生这样的人是属于“前现代的”，他的可笑源于欲望的偶发性迷失，而葛朗台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践者和牺牲品。
众所周知，除利润之外，资本没有其他目的。资本家既然可以将牛奶倒入大海，他们当然也可以劫持政府，干预国家机器。比如，像美国资本家曾经做过的那样，通过故意延后或取消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迫使消费者购买汽车。当然，他们也可以控制言论、媒体和话语，培育并塑造他们认为理想的消费者。这就造成了目前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滑稽局面：富人大多以慈善者的面目出现，进而被包装成“救世主”一类的角色，而作为污染祸首的跨国资本和企业，反而成了“环保英雄”。
（林 琅摘自译林出版社《博尔赫斯的面孔》一书，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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