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到纽约纽瓦克机场,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
6月初我结束德国考察,当从陈旧逼仄的柏林机场回到巨大崭新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时,同行的记者朋友笑着说道:“发展中国家的设施,就是发达!”
过去数年,我多次往返于美国、日本、欧洲,在跨文化的交流和观察中,类似的感受还有很多:
从布鲁克林脏乱的河滨公园遥望曼哈顿岛,我觉得似乎并不比从外滩眺望陆家嘴更令人惊叹。从杭州到上海,和谐号曾以350公里的速度飞驰;但从东京去仙台,东北新干线的速度却鲜能超过250公里。在德国汉堡,当地正如火如荼推进智能城市建设,但所用互联网技术却并不比北京的更为先进······
三十年前,当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会被机场、高速公路、超市、摩天大楼所震撼;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视觉冲击感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乎,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才算是发达国家呢?
当然,是否是发达国家,可以用很多指标来衡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寿命、识字率、工业化水平······但近年来我在跨国旅行中,渐渐形成了一些主观判断方法。概括来说,发达国家会不计成本地做三种付出。
首先,为弱者付出。
正如决定一个水桶容量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
弱者地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堡,公交巴士到站后会利用液压侧倾车身,方便腿脚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上下车;在东京,所有地铁车门上都刻有盲文告知盲人所在车厢位置;在美国纽黑文,政府补贴令当地穷困人群得以和耶鲁医学院博士生住在同一幢公寓。
为弱者付出,这首先意味着成本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金钱付出(例如服务盲人和老人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经济效益),这是社会强者为弱者买单。反之,过度追求金钱效益,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试想北京还有几条盲道没被车位或店铺占据)。
为弱者付出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在汉堡,一位思科公司经理向我展示他利用捐款开发的难民医疗服务集装箱,专为涌入德国的难民提供医疗帮助。
在很多人看来,带来社会问题又不产生经济效益的难民不受欢迎,而思科的这位经理却坚定地说:“他们需要帮助。”当人道主义精神超越实用主义精神,当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弱者的社会群体时,这个国家必定是发达国家。
其次,为细节付出。
注重细节品质,而非宏大外观,或许是我所走过的发达国家的共性。东京成田机场或许不如北京首都机场现代化,但新宿街头的公厕设施,绝对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虽然中国一座三线城市的高楼大厦都不逊大阪,但在日本,我到再偏僻的小城,都可以放心直饮自来水。
为细节付出,还意味着急不得。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当地好友为我介绍当地社区发展。在一块荒地前,朋友说由于该地曾被用作化工厂厂房,当地政府花了40年时间仍未完成土壤和水体污染的清理,因此即便地价很贵也不得不闲置荒废。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经济发展可以很快,但社会发达则需要耐心。吹嘘高楼大厦硬实力,忽略生活品质软实力,这不是发达国家心态。
再次,为未来付出
在人口仅有12万人的德国小城博特罗普,我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大学HRW,这是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共有70多名教授。市长蒂施乐说:“我们需要为城市的未来投资。”这让我联想起我的故乡,全国百强县排名第一的江阴,拥有36家上市公司、160万人口,却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在博特罗普,我还拜访了一所名为“未来之屋”的公寓改造项目,改造的目的是令建筑更加环保节能,但改造成本通过租金回收却至少需15年。面对如此不经济的方案,投资者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未来。
在油价便宜的美国,美国人民仅仅为了一个环保理念,自2000年以来购买了160万辆比同等汽油车贵一倍的丰田混合动力车普锐斯。在德国,为了支持绿色电力发展,德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忍受了电价翻番。
所有这些看似没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实则都是为未来付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只斤斤计较眼前经济利益,只愿意为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买单,不意为未来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则这个国家很难从“跟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升级成“引领发展”的发达国家。
结束在德国的访问后,我颇为感叹,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的建筑,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中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
“什么叫发达?”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海宁·埃勒曼如此反问。
“发达的建筑、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这些都只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值得追求的目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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