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

原创 bill1234888  2017-12-02 13:30:08  阅读 1271 次 评论 0 条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找到我头上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作为反击,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五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那篇着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大陆,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49年,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在《师友杂忆》中钱穆提到,当年兄长钱基博劝他留下来,他问兄长:“君治古文辟,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象?”
  钱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泽东所写。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跟随袁吉六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其白话文也被胡适赞为第一。这篇在常人看来气势恢宏的布告,被钱穆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而不同的解读,也决定了各人命运的不同。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鲁迅曾经这样告诫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在鲁迅看来,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因为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二字。
  在人人追求“进步”的激进年代,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中,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
  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停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不同在于,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这部成书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着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几十年后,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题目。”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隐忧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
  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藉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 关注并使用“百度APP”访问无忧岛数码家电,各种价格便宜大牌精品数码产品等你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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