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找到我头上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作为反击，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五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那篇着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大陆，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49年，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在《师友杂忆》中钱穆提到，当年兄长钱基博劝他留下来，他问兄长：“君治古文辟，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象？”
钱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泽东所写。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跟随袁吉六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其白话文也被胡适赞为第一。这篇在常人看来气势恢宏的布告，被钱穆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而不同的解读，也决定了各人命运的不同。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鲁迅曾经这样告诫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在鲁迅看来，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因为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二字。
在人人追求“进步”的激进年代，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中，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
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停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不同在于，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这部成书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着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几十年后，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题目。”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隐忧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
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藉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 如您发现有部分资讯内容不显示，请直接复制链接选择浏览器打开。
怎么找到我头上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作为反击，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五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那篇着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大陆，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49年，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在《师友杂忆》中钱穆提到，当年兄长钱基博劝他留下来，他问兄长：“君治古文辟，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象？”
钱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泽东所写。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跟随袁吉六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其白话文也被胡适赞为第一。这篇在常人看来气势恢宏的布告，被钱穆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而不同的解读，也决定了各人命运的不同。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鲁迅曾经这样告诫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在鲁迅看来，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因为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二字。
在人人追求“进步”的激进年代，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中，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
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停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不同在于，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这部成书于战火纷飞年代的历史着作，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几十年后，历史学家许倬云这样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题目。”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隐忧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
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藉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到台湾“谋建一家，以求终老”，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 如您发现有部分资讯内容不显示，请直接复制链接选择浏览器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