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黑暗是残酷的，尤其在感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生命之灯一点点黯淡之时。但于娟决定完整地写下这段生命中最黑暗、最苦痛的日子：“绝少人会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得癌症，更少有人查出癌症已然转移到全身骨头发黑，没有几个人可以在这危重绝症下苟延残喘，苟延残喘的为数不多的人难能有这个情致来‘我手写我心’。所以我自认为，我写的这些文字将是孤本。”她想用自己的“生命日记”告诉所有人：“那些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大。”
活着就是王道
一见面禁不住想去抱住她，她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靠上来。我这才意识到，她全身的骨头都在受癌细胞的侵蚀，碰一下就有蚀骨之痛。
与曾经的那个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假小子”相比，现在的于娟整整缩了一圈，体重从健康时的120多斤掉到了100斤，又因为癌细胞骨转移有些驼背，行动缓慢，更显瘦小。刚刚经历了一轮化疗和放疗的折磨，她指指自己乌青的面色、发黑的十指，对我开玩笑说：“乌骨鸡啥样我啥样，我成乌骨人了。”
这个时候，即使心里在流泪，你也会忍不住看着她笑，尤其是看她仍毫不顾忌地露出牙床的大笑，看她自嘲般“穿着秋菊棉袄扭着猫步”走来时。你经常会忘了她是一个病人，因为她迸发出的生命力远远超越健康人，因为她一如往常“山东女响马”式的嬉笑怒骂，甚至对自己的病也依然故我：“癌症找上我，它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还怕对付不了它？”
刚刚从鬼门关闯过一轮，2010年底，于娟开了博客，标题霸气——活着就是王道。3个月左右，访问量就增至153万。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于娟说。此前，于娟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系硕士、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刚刚回国任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正如于娟所说：“论家庭，结婚8年，刚添爱子，昵称阿尔法，还在牙牙学语。本来计划申请哈佛的访问学者，再生个女儿，名字叫贝塔。论事业，好不容易本科、硕士、博士、出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工作刚刚一年，事业风生水起，申请项目无论国际、国家、省市级全部揽入。”
不得不说，人生的剧情实在无法预料。2009年10月的一天，她突然腰痛难忍，随后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对症下的药活血通络，道道都是催命符，两个星期治下来，癌细胞全身骨转移。12月底，经过CT引导病灶穿刺，她被确诊为乳腺癌4期骨转移。于娟拿给我看的CT报告让人不忍卒读，整副骨架都是黑的，旁边说明列着各类骨头的名字，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为高发病灶。
“在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土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太多人生尽毁的失落。这场癌症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让人快乐。”于娟说。
她的人生目标从未如此简单而明确——活着，专心挣扎，努力活着。她自己也奇怪，意识到是癌症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像电视剧、电影里那样天旋地转两眼发黑，也并没有经历一般病人那种U形心理曲线。或许是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在上了止痛膏、止痛药、止痛针，闭着眼睛享受短暂的没有疼痛的时光时，她还信口对侧立左右的父母说：“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甚至在最后被确诊为乳腺癌时，一家人禁不住在病房里如释重负地放声大笑。“太好了，是乳腺癌，不是肺癌不是骨癌而是乳腺癌，不能没肺不能没骨头，但是可以没有乳房。”她那时还不知道，乳腺癌也是会致命的，她就是失去了手术机会的人。
她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坚强。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她被送进上海瑞金医院急救室，病理室的金晓龙主任看到她那浑身黑漆漆的CT，听说还没有用任何止痛药物，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句地对她老公“光头”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在急救室的三天两夜，除了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她还在经历第一轮心理考验：“急救室应该就在地狱的隔壁——我身边的邻居，夜里两点大张旗鼓被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5点多我就被他家属的哭声吵醒，此时他已白单覆面。”她没有哭，只是断断续续用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生死。后来接受一天两次骨髓穿刺，全程14次化疗，她
还是没有哭，她说：“别人形容说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这中文的精髓，一日几十次痛到晕厥。但我想，坚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只有两次，她崩溃了。一次是看到电视新闻里放独居老人过世多日才被邻居发现，她号啕大哭：“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万一我……我的父母该怎么办呢？”第二次，是她化疗回家后，19个月大的儿子“土豆”（阿尔法）开心地围着她转来转去。奶奶说：“土豆，唱支歌给妈妈听吧。”他趴在她的膝盖上，张嘴竟然奶声奶气地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歌声未落，她流泪了：“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
面对生死，她别无选择：“生与死，前者的路对我来说，犹如残风蚕丝；而死却是太简单的事，不仅简单，而且痛快舒畅，不用承受日夜蚀骨之痛。但是，死却要让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亲人们承受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女之痛。虽然能不能活由不得我，但至少我要为自己的亲人抗争与挣扎。”
就这样，于娟走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夜，一次次熬过痛苦的穿刺、化疗、放疗，熬过了医生“最多3个月”的宣判，熬过了她的“一岁生日”。
一天，“土豆”突然对她说：“妈妈，相处的时光像烟火。”她惊异这两岁孩子的话，于是到处“得瑟”。“得瑟”的背后是心酸。她看着儿子的背影，喃喃自语：“我多想再有30年，能看到他娶妻生子。”
无畏施反被施
于娟每天早晨9点起床去公园练气功，10点左右趁精力允许开写博客，一小时下笔就是一两千字。她写道：“虽然不是在描述花香萦绕的美好，但似乎写下了，就把苦痛踩在脚下了。我相信，前方再大的苦痛，也都会过去。”
“生命日记”的浏览量以每天十几万的速度在增长，这些文字成了很多人的灵药甚至信仰。于娟带给和她一样饱受煎熬的病友或家属以希望，还有自己的点滴经验，因为不想任何人像她那样“在黑暗里500米的高空走钢丝，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
于娟对我说，她虽然不接受把自己交给某种宗教，但养病期间也在看一些宗教书籍，零星知道布施有三：财施、法施、无畏施。她说：“我想，我总是可以做无畏施的吧。但凡在困境中的人看到我的处境，便会觉得自己的苦不算什么，自己的痛也不算什么，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些挫折其实无非蚁丘而已。无畏施不会让我更痛苦，反而会带给我很多精神的欣慰与安乐。同为世人，若是有人从我这份罪里得到无畏，那么我这份痛也算没有白痛。”
只是她始料未及，这份无畏施让她周围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场”。最初这个“场”还只局限于她若干年广交天下英豪形成的庞大朋友圈内，礼物红包自不必说，还有同事为她在自己别墅门前栽种新鲜蔬菜定期相送，同系但不相识的老师现身说法为她打气，还有学术名人同时也是深藏不露的气功大师来家里教她练功，甚至还有她从11岁、32块钱开始“一帮一，一对红”资助了8年的一个农村女孩，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却不知怎么得知了于娟生病的消息，怀孕的她差老公连夜坐火车，送来一个厚厚的用报纸包好的小砖头。
最让她感动的是，12年没见的“光头”的堂弟阿海，不明就里只知道她得了很重的病，他说：“我知道嫂子得了重病，我没有钱，但是需要换肾换肝换骨髓，我来！”“也许‘肝胆相照’就是这个意思，你需要我身上的零件只管说一声。这应该是一种怎样的高士情谊？”最让她哭笑不得的礼物是，妈妈的一个农民老友送来一蛇皮袋活蛤蟆。他听说蛤蟆可以治癌症，闷声不响抽了一天旱烟，然后一个人跑去山里蹲了两天两夜，逮回来一袋扛到上海。
于娟对我说，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个善的盒子，期待在某个时机打开。或许是她无意间触碰了人们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个点，她这里成了一个“出口”。她时常问自己：“如果换做是我遇到这件事，会怎么做？”“如果阿海病了，我可以为阿海卖掉自己的房子给他治病，但要拿走我的肝肾，我怕是要考虑的。我也不能想象一个农民伯伯把一袋呱呱乱叫的癞蛤蟆从山东背到上海所要经历的一切，正如我不能想象蕴藏在朴实人滚烫胸腔里的那颗拼尽全力想让我活下去的善良之心，那种汹涌澎湃的质朴情感，我用尽一生怕是也报答不尽的。”她说。
妈妈的树林
似乎是做完CT下引导穿刺的那个夜里，于娟觉得有些撑不住了：“无助而无边的疼痛里，我似乎看到属于我的那盏生命的油灯一点点黯淡、一点点泯灭。”夜里两三点的样子，身边有个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呼吸。于娟对身边一直睡不着的妈妈说：“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在那片我曾经试图搞能源林的坡地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至少那里有虫鸣鸟叫、清溪绿树，不要让我留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里做孤魂野鬼。”妈妈无言点头。
在那个夜里，她感到人是有灵魂的。“痛到极点的时候，仿佛是从病房的天花板上往下看，我看到了医生、妈妈、丈夫和病床上一动不动的自己。”当她身边的病友一个个倒下，父母、公婆和“光头”的应对堪比良药仙丹，给了于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无穷勇气和信心：“他们真的无所畏惧，从来不担心我是下一个，从来不担心我有一天会撒手走掉。他们只是每天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满心欢喜地憧憬和期待我重新站起来。”
于娟说：“这其间，妈妈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但是却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着我，哪怕再担心再揪心再痛心，依然要回山东做她那摊事和我在山东未竟的能源林公益事业。她是我亲妈，所以她知道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继续有条不紊以及未竟之事有人承担，而不是多一个人伺候屎尿。所以，妈妈说‘我明天回山东’，我说‘好，你走吧’。”说起能源林，于妈妈眼睛里就放光，因为这是女儿交代她的事。这事一开始只是一句戏言。于妈妈对我说，当年于娟去挪威学习环境经济，中间好说歹说要让她也来欧洲看看，为了这个不惜每天凌晨4点在及膝的大雪中送报纸攒钱。在于娟居住的奥斯陆湖边，她们看到郁郁葱葱的挪威的森林。女儿说：“好不？”妈妈说：“真好。”“我们把挪威森林搬回去吧！”
于娟回国后怀孕、生子，论文课题忙得她人仰马翻，挪威森林的事早抛在脑后了。后来于娟得了癌症，又郑重其事地把这事托付给妈妈，这才真正开始做了。于娟在最绝望时对妈妈说：“以后看到那片森林，也就相当于看到了我。‘土豆’每年生日的时候，带他去看看我，顺便也去过过村野田园的生活。”而且，于娟知道，妈妈的一生都在风尘仆仆、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女儿更是她前行的动力，一旦落了空，会很可怕。而妈妈心里则希望尽早让绿树成林，让女儿感到一直被爱包围着，一直有个动力支撑着。
于娟是能源专家，可于妈妈不是。她只有天天去村里的荒山上实践，干得不亦乐乎。她和于娟的目标很大——“万亩林”，可她知道，前6年都没有任何收入，前期投入从哪里来？她不怕，先借钱，先做几十亩，农民看到希望，就能慢慢铺开了。当然，她们还是希望能建成申请中挪合作的能源林研究示范基地，这也是于娟的专业，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如果能康复，于娟还想成立一个关于乳腺癌病人的心理康复公益组织。因为见到了病友们各种各样的经历，她曾对做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复旦同事张渝感叹：“患乳腺癌的女人太苦了！”因为乳腺癌对女人的伤害严重，要切除乳房甚至卵巢，现实中大多数人以离婚收场，这又是病痛之外的第二重打击。
虽然于娟已经失去了做乳房切除手术的机会，医生也最终决定保留她的卵巢，但她也真真切切经历了两次沉重的心理考验。在医生眼里，她是个凡事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女子——没有几个30岁的年轻女子能满脸笑容要求手术切除乳房的。但是，在医生建议她切除卵巢时，她还是犹豫了。“这对年轻的我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取舍的事情。我太知道卵巢对女人意味着什么，那是生殖功能性器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但‘光头’不然，‘光头’说他不在乎我老得快，不在乎我还能不能再生孩子，他只在乎我，只在乎我活着。是完整地死，还是男不男、女不女地活，这在当时真的是个问题。然而过后，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可笑：人活着若是只为自己，死一千次我也是死了的，但是人的确不是只为了自己活着的。”
于娟说，自她得病以来，每时每刻都会遇到诸如此类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有时是心理的，有时是生理的，有时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或许真的将她送进了熔炉，粉身碎骨化为熔浆之后，重塑新生。她不太喜欢尼采，但是她喜欢他那句“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大”。 为了您更好的访问本站，请使用手机或平板自带的浏览器可获得更佳的浏览体验。
活着就是王道
一见面禁不住想去抱住她，她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靠上来。我这才意识到，她全身的骨头都在受癌细胞的侵蚀，碰一下就有蚀骨之痛。
与曾经的那个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假小子”相比，现在的于娟整整缩了一圈，体重从健康时的120多斤掉到了100斤，又因为癌细胞骨转移有些驼背，行动缓慢，更显瘦小。刚刚经历了一轮化疗和放疗的折磨，她指指自己乌青的面色、发黑的十指，对我开玩笑说：“乌骨鸡啥样我啥样，我成乌骨人了。”
这个时候，即使心里在流泪，你也会忍不住看着她笑，尤其是看她仍毫不顾忌地露出牙床的大笑，看她自嘲般“穿着秋菊棉袄扭着猫步”走来时。你经常会忘了她是一个病人，因为她迸发出的生命力远远超越健康人，因为她一如往常“山东女响马”式的嬉笑怒骂，甚至对自己的病也依然故我：“癌症找上我，它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还怕对付不了它？”
刚刚从鬼门关闯过一轮，2010年底，于娟开了博客，标题霸气——活着就是王道。3个月左右，访问量就增至153万。
“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于娟说。此前，于娟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经济系硕士、复旦大学经济系博士，刚刚回国任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正如于娟所说：“论家庭，结婚8年，刚添爱子，昵称阿尔法，还在牙牙学语。本来计划申请哈佛的访问学者，再生个女儿，名字叫贝塔。论事业，好不容易本科、硕士、博士、出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工作刚刚一年，事业风生水起，申请项目无论国际、国家、省市级全部揽入。”
不得不说，人生的剧情实在无法预料。2009年10月的一天，她突然腰痛难忍，随后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对症下的药活血通络，道道都是催命符，两个星期治下来，癌细胞全身骨转移。12月底，经过CT引导病灶穿刺，她被确诊为乳腺癌4期骨转移。于娟拿给我看的CT报告让人不忍卒读，整副骨架都是黑的，旁边说明列着各类骨头的名字，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为高发病灶。
“在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犹如鹤之羽翼始丰，刚展翅便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土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太多人生尽毁的失落。这场癌症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让人快乐。”于娟说。
她的人生目标从未如此简单而明确——活着，专心挣扎，努力活着。她自己也奇怪，意识到是癌症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像电视剧、电影里那样天旋地转两眼发黑，也并没有经历一般病人那种U形心理曲线。或许是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在上了止痛膏、止痛药、止痛针，闭着眼睛享受短暂的没有疼痛的时光时，她还信口对侧立左右的父母说：“如果不疼，这小日子过得还是很爽的。”甚至在最后被确诊为乳腺癌时，一家人禁不住在病房里如释重负地放声大笑。“太好了，是乳腺癌，不是肺癌不是骨癌而是乳腺癌，不能没肺不能没骨头，但是可以没有乳房。”她那时还不知道，乳腺癌也是会致命的，她就是失去了手术机会的人。
她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坚强。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她被送进上海瑞金医院急救室，病理室的金晓龙主任看到她那浑身黑漆漆的CT，听说还没有用任何止痛药物，倒吸一口凉气，一字一句地对她老公“光头”说：“正常情况下，一般人到她这个地步，差不多痛都能痛死的。”在急救室的三天两夜，除了痛得身体纹丝不能动，她还在经历第一轮心理考验：“急救室应该就在地狱的隔壁——我身边的邻居，夜里两点大张旗鼓被送进来，躺在我身边不足两尺的地方，不等我有精神打个招呼，5点多我就被他家属的哭声吵醒，此时他已白单覆面。”她没有哭，只是断断续续用身体里仅有的一点力气，录了数封遗书，安慰妈妈看穿生死。后来接受一天两次骨髓穿刺，全程14次化疗，她
还是没有哭，她说：“别人形容说刺骨的痛，我想我真的明白这中文的精髓，一日几十次痛到晕厥。但我想，坚持下去，我就能活下去。”
只有两次，她崩溃了。一次是看到电视新闻里放独居老人过世多日才被邻居发现，她号啕大哭：“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万一我……我的父母该怎么办呢？”第二次，是她化疗回家后，19个月大的儿子“土豆”（阿尔法）开心地围着她转来转去。奶奶说：“土豆，唱支歌给妈妈听吧。”他趴在她的膝盖上，张嘴竟然奶声奶气地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歌声未落，她流泪了：“也许，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我的孩子，就变成了草。”
面对生死，她别无选择：“生与死，前者的路对我来说，犹如残风蚕丝；而死却是太简单的事，不仅简单，而且痛快舒畅，不用承受日夜蚀骨之痛。但是，死却要让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亲人们承受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女之痛。虽然能不能活由不得我，但至少我要为自己的亲人抗争与挣扎。”
就这样，于娟走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夜，一次次熬过痛苦的穿刺、化疗、放疗，熬过了医生“最多3个月”的宣判，熬过了她的“一岁生日”。
一天，“土豆”突然对她说：“妈妈，相处的时光像烟火。”她惊异这两岁孩子的话，于是到处“得瑟”。“得瑟”的背后是心酸。她看着儿子的背影，喃喃自语：“我多想再有30年，能看到他娶妻生子。”
无畏施反被施
于娟每天早晨9点起床去公园练气功，10点左右趁精力允许开写博客，一小时下笔就是一两千字。她写道：“虽然不是在描述花香萦绕的美好，但似乎写下了，就把苦痛踩在脚下了。我相信，前方再大的苦痛，也都会过去。”
“生命日记”的浏览量以每天十几万的速度在增长，这些文字成了很多人的灵药甚至信仰。于娟带给和她一样饱受煎熬的病友或家属以希望，还有自己的点滴经验，因为不想任何人像她那样“在黑暗里500米的高空走钢丝，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
于娟对我说，她虽然不接受把自己交给某种宗教，但养病期间也在看一些宗教书籍，零星知道布施有三：财施、法施、无畏施。她说：“我想，我总是可以做无畏施的吧。但凡在困境中的人看到我的处境，便会觉得自己的苦不算什么，自己的痛也不算什么，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些挫折其实无非蚁丘而已。无畏施不会让我更痛苦，反而会带给我很多精神的欣慰与安乐。同为世人，若是有人从我这份罪里得到无畏，那么我这份痛也算没有白痛。”
只是她始料未及，这份无畏施让她周围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场”。最初这个“场”还只局限于她若干年广交天下英豪形成的庞大朋友圈内，礼物红包自不必说，还有同事为她在自己别墅门前栽种新鲜蔬菜定期相送，同系但不相识的老师现身说法为她打气，还有学术名人同时也是深藏不露的气功大师来家里教她练功，甚至还有她从11岁、32块钱开始“一帮一，一对红”资助了8年的一个农村女孩，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却不知怎么得知了于娟生病的消息，怀孕的她差老公连夜坐火车，送来一个厚厚的用报纸包好的小砖头。
最让她感动的是，12年没见的“光头”的堂弟阿海，不明就里只知道她得了很重的病，他说：“我知道嫂子得了重病，我没有钱，但是需要换肾换肝换骨髓，我来！”“也许‘肝胆相照’就是这个意思，你需要我身上的零件只管说一声。这应该是一种怎样的高士情谊？”最让她哭笑不得的礼物是，妈妈的一个农民老友送来一蛇皮袋活蛤蟆。他听说蛤蟆可以治癌症，闷声不响抽了一天旱烟，然后一个人跑去山里蹲了两天两夜，逮回来一袋扛到上海。
于娟对我说，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个善的盒子，期待在某个时机打开。或许是她无意间触碰了人们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个点，她这里成了一个“出口”。她时常问自己：“如果换做是我遇到这件事，会怎么做？”“如果阿海病了，我可以为阿海卖掉自己的房子给他治病，但要拿走我的肝肾，我怕是要考虑的。我也不能想象一个农民伯伯把一袋呱呱乱叫的癞蛤蟆从山东背到上海所要经历的一切，正如我不能想象蕴藏在朴实人滚烫胸腔里的那颗拼尽全力想让我活下去的善良之心，那种汹涌澎湃的质朴情感，我用尽一生怕是也报答不尽的。”她说。
妈妈的树林
似乎是做完CT下引导穿刺的那个夜里，于娟觉得有些撑不住了：“无助而无边的疼痛里，我似乎看到属于我的那盏生命的油灯一点点黯淡、一点点泯灭。”夜里两三点的样子，身边有个不知名的病友停止了呼吸。于娟对身边一直睡不着的妈妈说：“如果我去了，在上海火化，然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山东，在那片我曾经试图搞能源林的坡地里，随便找个地方埋了，至少那里有虫鸣鸟叫、清溪绿树，不要让我留在上海这种水泥森林里做孤魂野鬼。”妈妈无言点头。
在那个夜里，她感到人是有灵魂的。“痛到极点的时候，仿佛是从病房的天花板上往下看，我看到了医生、妈妈、丈夫和病床上一动不动的自己。”当她身边的病友一个个倒下，父母、公婆和“光头”的应对堪比良药仙丹，给了于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无穷勇气和信心：“他们真的无所畏惧，从来不担心我是下一个，从来不担心我有一天会撒手走掉。他们只是每天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满心欢喜地憧憬和期待我重新站起来。”
于娟说：“这其间，妈妈不知道算不算最辛苦，但是却是最最心苦。她不能守着我，哪怕再担心再揪心再痛心，依然要回山东做她那摊事和我在山东未竟的能源林公益事业。她是我亲妈，所以她知道我那一刻最需要的是家庭生活继续有条不紊以及未竟之事有人承担，而不是多一个人伺候屎尿。所以，妈妈说‘我明天回山东’，我说‘好，你走吧’。”说起能源林，于妈妈眼睛里就放光，因为这是女儿交代她的事。这事一开始只是一句戏言。于妈妈对我说，当年于娟去挪威学习环境经济，中间好说歹说要让她也来欧洲看看，为了这个不惜每天凌晨4点在及膝的大雪中送报纸攒钱。在于娟居住的奥斯陆湖边，她们看到郁郁葱葱的挪威的森林。女儿说：“好不？”妈妈说：“真好。”“我们把挪威森林搬回去吧！”
于娟回国后怀孕、生子，论文课题忙得她人仰马翻，挪威森林的事早抛在脑后了。后来于娟得了癌症，又郑重其事地把这事托付给妈妈，这才真正开始做了。于娟在最绝望时对妈妈说：“以后看到那片森林，也就相当于看到了我。‘土豆’每年生日的时候，带他去看看我，顺便也去过过村野田园的生活。”而且，于娟知道，妈妈的一生都在风尘仆仆、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女儿更是她前行的动力，一旦落了空，会很可怕。而妈妈心里则希望尽早让绿树成林，让女儿感到一直被爱包围着，一直有个动力支撑着。
于娟是能源专家，可于妈妈不是。她只有天天去村里的荒山上实践，干得不亦乐乎。她和于娟的目标很大——“万亩林”，可她知道，前6年都没有任何收入，前期投入从哪里来？她不怕，先借钱，先做几十亩，农民看到希望，就能慢慢铺开了。当然，她们还是希望能建成申请中挪合作的能源林研究示范基地，这也是于娟的专业，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如果能康复，于娟还想成立一个关于乳腺癌病人的心理康复公益组织。因为见到了病友们各种各样的经历，她曾对做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复旦同事张渝感叹：“患乳腺癌的女人太苦了！”因为乳腺癌对女人的伤害严重，要切除乳房甚至卵巢，现实中大多数人以离婚收场，这又是病痛之外的第二重打击。
虽然于娟已经失去了做乳房切除手术的机会，医生也最终决定保留她的卵巢，但她也真真切切经历了两次沉重的心理考验。在医生眼里，她是个凡事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女子——没有几个30岁的年轻女子能满脸笑容要求手术切除乳房的。但是，在医生建议她切除卵巢时，她还是犹豫了。“这对年轻的我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取舍的事情。我太知道卵巢对女人意味着什么，那是生殖功能性器官，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但‘光头’不然，‘光头’说他不在乎我老得快，不在乎我还能不能再生孩子，他只在乎我，只在乎我活着。是完整地死，还是男不男、女不女地活，这在当时真的是个问题。然而过后，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可笑：人活着若是只为自己，死一千次我也是死了的，但是人的确不是只为了自己活着的。”
于娟说，自她得病以来，每时每刻都会遇到诸如此类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有时是心理的，有时是生理的，有时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或许真的将她送进了熔炉，粉身碎骨化为熔浆之后，重塑新生。她不太喜欢尼采，但是她喜欢他那句“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大”。 为了您更好的访问本站，请使用手机或平板自带的浏览器可获得更佳的浏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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