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波共白头

　　1985年冬，张仃先生的女儿乔乔来找我，告诉我她母亲病逝后，父亲生活有困难，而她马上要返回日本，希望我去帮助照料一下。乔乔说完，我心想：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吃大食堂，缺乏做家务的经验，恐怕做不好这件事。再说我最不善支配钱财。乔乔又说，家里有个小阿姨，不大懂事，要我去指导一下她。

　　到家后，乔乔和小阿姨在厨房忙了一阵子，端出一桌美餐。张仃说，乔乔快走了，在这困难之际，他们只能想到我，因为彼此熟悉、了解。

　　此后，每隔几天，我就去检查小阿姨的工作，教她做简单的菜、汤，以及搞卫生等家务活儿。小阿姨年纪太小，不懂整洁，玩心很大，把张仃的纸拿出来乱画。再后来，张仃给她买了车票，让她回家了。

　　很快，乔乔回日本去了。乔乔7岁的小女儿年龄太小，张仃带她太困难。我就把她和我的两个小孙女儿及邻居的小女儿放在一起，让她们玩。后来，为她交涉办妥了学校。平时住校，每逢周末假日接回家来。这样，生活稳定下来，张仃也能正常工作了。

　　一天，张仃郑重地对我说：“灰娃，我们都太了解了，我们要说的话很多，从延安到北京，彼此都熟悉。我一直看着你成长，你至今还是那个光长个儿不长心的姑娘。你心地纯洁，大家都知道你。我这个人也不复杂，我很想和你一同走完今生的路。我们一定能把生活、事业都安排处理好。我们结婚吧，你说好不好？”

　　在老同志眼中，我好比他们亲手栽植的一株苗，现在长成了。在我心目中，他们最亲切、最可信赖。张仃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实在不懂世故，不顾利害，心里装的只有艺术。于我，他是严厉又亲切的导师与兄长。在日常生活中，他对我也有诸多建议与提示，发现我的不妥之处和缺点，他会沉下脸来严肃地指出。我有一种家里人的感觉。

　　我知道他提出婚事，是他慎重考虑的结果。经过数十年的交往，我和他是互相了解的、相知的。他这样提出，我内心觉得更亲近了。于是，1986年夏，我们一同到有关机构办理了结婚手续。

　　和张仃结婚后的十年间，我们到过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四川、新疆、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湖南、安徽、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两次回陕北延安，两次深入腾格里大沙漠，六上太行。每次虽非风餐露宿，但亦常与山民同吃同住。张仃心里无所谓苦与不苦，其心思

　　完完全全置于艺术之中。只要一回北京，就分秒必争地作画，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他自己曾将此状态比作吸毒者发作了毒瘾。

　　这样紧凑的工作，频率很高的出行，起初我尚不适应。出门往往丢三落四，造成进山后生活的诸多不便。每次出去，必须带上许多东西，画画的材料、工具自不必说，生活用品也需一应俱全，洗漱用具、饮食用具、衣帽鞋袜、各类药物等等，全要一一反复查看，携带齐全。

　　到了目的地，有关住宿、伙食、交通等事务，往往费尽周折询问、考察、了解、联络。如果写生地不能住宿，则要天不亮就出发。车子沿着蜿蜒小路艰难行进，途中按张仃的意愿随时停车，以方便他就地写生。如果目的地有山民家可住宿，则与其同吃同住，以便随时就近到山中写生。

　　张仃的生活能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一次，我因有事出门，先煮了很多排骨汤，出门前我告诉他，先打开煤气，烧开已煮好的汤，再下20根宽挂面，煮熟就可以吃了。回到家，我问他吃饱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再煮一点挂面吃，他答道：“你不是说煮20根吗？你没说不够吃再煮些吃嘛。”

　　还有一次，他要去户外散步，走前对我说：“你很辛苦，我去散步路过菜市场，帮你买一次菜。”我知道他根本不会用钱，不会买东西，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他衣服的3个口袋，各装一份钱和一个字条，上边写着要买的东西。一个口袋装1元买姜，第二个口袋装5元买辣椒，第三个口袋装10元买黄瓜，并告诉他我没有零钱，让菜农找了钱分别放口袋里。等他回来时，真是又好笑又气人：1元买的姜只有皮，里边是干瘪的；5元买的辣椒像垃圾，而且没找回钱来；10元钱不见了，可没有买回黄瓜来。我问他咋回事，他说黄瓜没买。我问钱呢，他说：“我掏钱的时候掉在地上了。”

　　我问为什么不捡起来，他说：“那个卖黄瓜的农民抢先捡了，还说是他的。”我再问：“为什么不说是你掉在地上的？”他答：“那农民说是他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类似的事儿很多，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张仃。

　　我们的生活是紧凑的、谐调的、平静的。如今两人都年事已高，每天清早起床，漱洗、早餐过后，没有多余的话，各就各位，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为他折纸，铺展在画案上，检查毛笔、墨汁，取出该写的词句以繁体写出，并从篆书辞典查出他记得不大准的字，然后照猫画虎在一页纸上写出篆体，以供他参照。最紧张的，是他写到中途，忽然对自己的记忆没有把握了。这时，我必须尽快搬起厚重的篆书辞典查出该字让他参看，因为书法气脉不能中断，必须一气呵成。写的过程中，须我在一旁，不断为他抻纸。长期这样紧张操作，我患上了神经性胃病。

　　张仃习完书法，便去案头阅读。午休之后亦然，习书法，读书，安安静静，非常有规律。他一生读了千百遍鲁迅，如今的阅读、思考，仍以鲁迅作品为主。

　　此外读读报，晚间看看电视新闻。节目也只看反映红军、八路军奋斗历程的，别的一律没有兴趣。在张仃心目中，红军、八路军这两支队伍艰苦卓绝的历史，人间少有，他们创造了人类悲壮精神的一个范例。

　　张仃还有一特异处，假若听到、见到有人言说不洁之事、人及物，假若见到违背美之法则的人、事或物，他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恶心到呕吐。“文革”中的“红海洋”，不仅使张仃呕吐，而且使他由此厌恶一切色彩，以致家中凡有点颜色的被面都必须翻过来，否则便难过到无

　　法忍受。一次他有病住院，清晨醒来，第一眼便见到床边小柜上一个热水瓶，瓶身为猪肝色，底子上有几大朵灰色牡丹。他一眼见到便大受刺激，大喊起来：“快！快拿走！”

　　张仃脾气虽急，但性格温和，平常很耐心；因而无论生活、工作，我们配合得都协调顺当。他常对我说：“我很幸运，晚年与你一起生活。在我心里，你就是我自己。”2008年我的心脑血管病加重，住院治疗，张仃写了一幅字：“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题款为“与诗人灰娃共白头”。后来又写了一幅“沧波共白头”，题款“灰娃存正”。

　　除了艺术，张仃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比如运动、扑克、麻将等等，但他是一个生活情趣丰富的人。生活中他很讲究形式、看重仪式。特殊日子他总希望有新鲜花卉，要点亮蜡烛。他不会端起酒杯就喝，一定要说几句祝酒词。每到这种时候，他兴致极高。

　　我忙得忘记某个节日，那天过了中午，他见依然没有动静，就开口说：“到现在你还是光长个子不长心，看你把个节日过成什么样子了！”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日子。他又说：“端午！”我这才想起，赶紧安排买粽子，又到山坡上采了许多艾草，插在门窗上，衣襟也戴上一束。

　　工作之余，他常以幽默的话语惹人开心。还用许多空闲时间，为我绘了不少服装图样，并指导我，或亲自为我挑选衣料。只是没有合适的裁缝人选，大部分设计图样没做成成衣。

　　有时朋友送来鲜花，要是颜色、品种搭配杂乱，我常将其另行组合，插在瓶中，置于台案屋角。他会说：“蛮好，唉，谁倒是教你来着！”赞赏的语气中，似乎带些怜惜之意。当他认为我某件事做对了时，就会感慨万端地说道：

　　“从小长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大家也没有细心地照应你，是你自己的自我教育，使你成为现在这样的。没想到，成长为我们民族的女诗人了。你的自我教育把自己教养成一个爱美、爱知识，与人为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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