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在哪里？”1946年，在位于延安不远处的一个山村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到。
村民们指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正坐在土堆上，在暖和的阳光下纺毛线。
“他是怎样当选为村长的？”
“我们是去年选他的。”几个人回答。接着，一个村民以明显带着骄傲的语气说：“我们随时可以罢免他，现在我们有了民主的政府。”
斯特朗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她后来写道：“……这群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夸耀起自己的权利，却和美国人炫耀他们最富有的民主生活一样。”
“我们需要这种自由”
杨步浩已经是选举老手了。当斯特朗194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选了三次村长，还选过县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
令斯特朗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在边区闻名遐迩的劳动英雄并不识字。
“你怎么投票？”斯特朗满腹狐疑。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制度，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去投票的，他们必须先经过识字测验。
杨步浩告诉她，每当投票，就会有人在窑洞外发给他豆子，然后他走进窑洞，那里有几只碗，每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将豆子投下即可。统计豆子时，所有人都一起看着。他很满意这种投票方式。
“投豆入碗”的办法，后来从延安推广到各个由中共控制的区域，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事实上，在中国，最早尝试采用成年人每人一票普选办法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正式成立，它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里，代表各阶层的男女参议员，都来自于边区全体居民的选票。
1941年，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到总部一个更加严格的命令——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当选代表，不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这个制度被称为“三三制”。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斯特朗解释道，“三三制”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国民党所搞的一党专政制度，防止共产党员“不恰当地支配政治上不太开展的人”。
李鼎铭是“三三制”政府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开明士绅于1941年就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
“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和地主，你觉得你对政府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问道。
李鼎铭“像羊皮纸一般褶皱衰老”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微笑，看上去还有些自豪。他告诉斯坦因，自己在当选之后，第一次去窑洞见到毛泽东，便提出边区必须裁减军队和官员。这个建议显然很大胆，但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并获得了通过。
共产党员们很快开始热烈地响应和执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尽管，它出自一个非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主之口。
“我毕生都在避开政治，”但现在，李鼎铭觉得，“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样快乐过。”
斯坦因又对常住延安的英国人林迈可提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人在会议上公开说国民党政权比共产党好，那怎么办呢，会被捕吗？”
“当然不会，”林迈可说，“其他一些人会把他的话当做一个实际问题，来同他详细进行讨论。”
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据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介绍，他们的一些学生曾发表意见，认为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里所提倡的法西斯主义，对于中国有利。因为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太低，又不了解民主政治。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这本书，不仅在延安全文再版，印数还很大。延安大学的图书馆里也能找得到。而且，学生和老师还能在课堂上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直到这些学生被说服，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教师们也能明白怎样改进他们的教学方法。
“我们并不害怕政治问题上的言论自由，相反，我们需要这种自由，因为它可以帮助阐明和普及我们的政策。”吴玉章对斯坦因说。
自给自足
1944年10月，《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造访延安。他注意到，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管理了一块烟田，他辛勤地耕耘着，所生产的烟叶足够党部所有人的消耗。而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种了一片白菜地。
“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这让白修德惊奇万分。
在此前数年，共产党人一度被吃饭问题弄得有些狼狈。从1939年起，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1940年后，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更是完全断掉了。这也就意味着边区150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名中共干部与士兵，延安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负担过重，怨言四起。毛泽东甚至为此挨了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会议，一个炸雷打下来，当场劈死了在坐的某位县长。事后，一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大惊，准备把此人抓来审问。毛泽东连忙阻止，他告诫下属道，对于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是神经衰弱的表现。他命人调查，问题很快搞清楚了——农民负担太重。
毛泽东决心改变这一切。1941年底，中共中央开始号召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无论军队、政府机关还是学校，一律发展自给经济，没有人可以享有特权。
在南泥湾，王震将军领导着他的359旅，在数年内开垦了35000亩荒地。这支1万多人的部队，随着一首名为《南泥湾》的歌曲，被所有人传唱与津津乐道。
一个县长告诉斯坦因，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今年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完全不用再依靠纳税人了。不仅如此，他们每个人还能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贡献出900斤左右的谷物，作为公共经费。没人对此有半句怨言，延安市长马豫章更认为，参加劳动对增强体质还有好处。
“官员必须帮助人民，并使自己适应环境。”他说道。
后来，“政府自给”的办法也推广到整个解放区。从1940年到1943年秋收，农民的粮食人均储量增加了两倍半，共产党人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人民的捐税负担从来没有这样轻过。这是由于军队、政府官员和学生亲自参加劳动的结果。”一位叫吴满有的农民这样说道。在减收公粮的激励下，他成为了着名的劳动英雄。
斯特朗也见证了这项措施的成果。她沿着山谷走了几英里，到一户住着两个窑洞的农家访问，当时是秋天，屋里粮食堆得满满的。这位翁姓农民高兴地给斯特朗算一些收入细账，由于赋税并不沉重，他只用一年时间，就攒出了两年的公粮。
“你谈收成和捐税都很直率，你在国民党时期是否也这样直率呢？”斯特朗问道。
“当然不，那时我害怕。”农民笑着说，“但这种新风气已经有12年了，我们可以随便说话。”
人人平等
1937年10月，延河岸边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一位年近三十岁的红军团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的一位女学生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在河滩上枪杀了她。案件很快调查清楚了，黄克功被关了起来，等候处理。
一周之后，站在陕北公学校园的山上，英国记者贝特兰看到了山下正在召开的审判大会。处理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位革命有功之臣应该从轻判处，另一派则要求执行死刑，双方都找辩护人发言。最后，死刑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在贝特兰爬过小山一个钟头后，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黄克功被枪毙了。
“处理太严了，”贝特兰旁边的人说道，“但是不能不考虑党的纪律啊。”
人人平等，这便是延安带给这些外国记者的另一种新鲜感受。在这里，共产党人没有国民党人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也没有等级森严的上下级关系。相反，贝特兰认为，“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给人以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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