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

　　70年代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记得当初，王世襄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式，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吗？”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1949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四年里，其中1980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

　　说到锡庆门岗哨对珍宝馆的重要性，不免先要提提故宫的布局。

　　故宫东西分五路，中央南北的轴线上是前三殿和后三宫。后三宫的左右两翼为内东路与内西路，合为内廷，由高墙团团围住。南进乾清门、北进御花园是进后宫的主要通道。外东路与外西路与内廷隔绝，彼此隔断的高墙各夹住一南北通路，即所谓“东西筒子”。因为外西路多年并不对外开放，警卫队仅在神武门内靠西侧的座椅上设置了一位只值白班的年老警卫。故宫工作人员可以向西放行，而游人则不得通过。所以西筒子平常很少有人行走，反倒是我们警卫队夜间的巡查小组会沿着内廷的外墙从神武门去西华门，或是反方向从西华门至神武门巡查，定时通过西筒子。

　　东筒子则在开放路线上。外东路由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和乐寿堂等几组建筑组成，除了乾隆花园不对外开放之外，各个院落里的房间都设置成专题布展的展室，分为书画馆、珍宝馆两大部分。大部分人望文生义，认定既是珍宝馆，那珍宝一定是价值连城，于是珍宝馆也就成了贼人觊觎故宫宝贝的目的地。殊不知故宫里哪件不是宝贝，又有哪件不是价值连城？可是从故宫盗宝案的记载上看，内东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里的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从来没有贼人问津，连毗邻珍宝馆的书画馆也还没有贼人下手，所有贼人全是垂涎于金银珠宝，其中有个得手的贼，竟荒唐到将文物金册剪成碎金销赃。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盗贼盯住珍宝馆，也就只好对珍宝馆多加防范。这就是我初到故宫时，管理部门特别设定锡庆门岗哨的用意所在。

　　锡庆门为外东路宁寿宫区西南角上的大门，东筒子的南端。南侧有外奏事房五间，西南、西北分别是箭亭和奉先殿，再向西则是通往内廷乾清门的景运门。锡庆门西向，门外是一片开阔的空地，门内为一东西狭长的小庭院，与之相对的东侧是敛禧门。向北进皇极门，可通宁寿宫以及后身的养性殿、乐寿堂，那里就是珍宝馆的所在。由此可见，锡庆门乃扼守南北主要通道东筒子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

　　锡庆门岗哨的驻地就设在外奏事房南边的三间。北面两间白天是珍宝馆的售票处，晚上是我们的值班房。到了夜里，向北朝着东筒子的玻璃窗通通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则全部熄掉，借着锡庆门上两盏路灯的照明，整个东筒子一眼到底，洞若观火。要是贼人想翻过宁寿宫的高墙从东筒子潜逃，恐怕是插翅也难逃。

　　不过锡庆门的岗哨是设在宁寿宫宫墙以外的，连皇极门都不能进去，当然无法发现养性殿里的动静，所以其作用充其量只能是防备贼人得手之后的潜逃。而更要紧的是监视贼人潜入珍宝馆展室的一举一动，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所在。警卫队里除了镇守故宫北部的第一小队和监控故宫南部的第二小队，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我们俗称“值班室”，设在外东路北头的贞顺门外。我刚一到警卫队，就有人告诉我，那里安装了一套特别的仪器，专门在夜间用来监视珍宝馆内部的动静。尽管我也是警卫队的一员，但为了避嫌，在故宫的两年多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值班室，也从不打听其中的究竟，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好奇：那仪器到底是凭着什么探测到里面的动静呢？

　　好在几次故宫盗宝案全是因为贼人惊动了报警器而及时破获，但仪器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我赶上的一次就是警报器失灵而引起的骚动，但由此却让我真实感受了一回抓捕盗贼的实战气氛。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么？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跑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这时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扯开下午封门后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

　　我一切听从上级安排，站在锡庆门外的小广场上，用眼在夜色里的高墙上漫无目的地来回逡巡，也是个站脚助威的意思。这时听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声叫道：要是真有大问题，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听见小李子的这番话，众人底气更足了，异口同声地放声大喊：

　　“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啦！”“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了你！”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激愤，既是吓唬贼人，也是给自己壮胆。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奶奶的，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我小时候参加北海公园里的少年之家无线电组，那时就学过这种装置的原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来我家抄家，还从我的房间抄走过一件我自己装配的声控器。他们一本正经地说，这可是特务联络用的仪器，让我听了差点笑死。

　　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被自动触发，惹得大动干戈。可开门检查，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狼作怪，惹得报警器发了威。不过，正像烽火戏诸侯，也似“再而三，三而竭”，后来我就完全没有那样紧张了。还记得当初我刚进警卫队时，到东华门实习上岗，夜里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大门洞里晃悠，门外就是红尘万丈的东华门大街。这时总听见身后有个人在咳嗽，像个老头子。我吓得不轻，头皮发紧，双手汗湿。后来警卫队有见识的人告诉我，其实那不是人声，是刺猬叫唤。可见经一事，才能长一智，世事皆如此。

　　后来听说故宫有了钱，给警卫队的值班室添置了更加高级的探测装置。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接连发生过三起真正的珍宝馆盗宝事件，值班室的高级仪器都是立刻启动，警卫队里我旧日的同事得以生擒盗贼，送交法办，从而印证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只是这时我已经离开警卫队到考古所读书去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机会让我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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