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年前的李鸿章
边芹在《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中写到，当年，李鸿章从巴黎北站下车，居然带了活鸡，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他怕巴黎没有新鲜鸡蛋吃。边芹认为，“一路围观的人群，与其说是欢迎，不如说是看热闹。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事实上，再往前追溯，据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为了预防败血病，船员还在船上种植蔬菜、发豆芽呢。两只母鸡何足道哉？
法国方面还喜欢强调他自带3名厨子。凌晨3点，李鸿章的厨子就起床做饭，搅得“大饭店”的厨师也得起来做帮手，一早就得提供数只鸡，而且非活的不要，要现宰现做，搞得人家鸡飞狗跳。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某位第一夫人出国访问，携带了大量的饮用水，也让受访国愤青的情感很受伤害。
除了鸡和鸡蛋，李鸿章的126个大行李箱也震惊了巴黎。饭店的英国人和法国外省的客人都跑来看热闹，对李鸿章的行李要支付的费用大感兴趣。
边芹引用了1866年斌椿西游的记载，或可作为法国人围观李鴻章的参照。1866年5月31日的《费加罗报》这样记录斌椿：“中国人也走了。我们对他们很冷淡。何况斌官人还戴着眼镜，这就让那些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很扫兴。”边芹猜测，法国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大概如同非洲原始部落的人，结果中国人不但绸缎裹身，还戴着眼镜。30年后李鸿章到来，带着母鸡也就罢了，居然搞了126件行李。法国人着实拿捏不准，特别是巴黎高档服务业的侍者。他们那种训练有素的礼貌和殷勤，那种每一个眼神扫过来都在审度你口袋里有多少金钱的神态，那种当你趾高气扬时他立刻卑躬屈膝的姿态——在面对携带下蛋的鸡和126件行李的贵客时，表情调整起来实在艰难。
法国人还很喜欢拿李鸿章的贴身仆人横睡在他的房门口做文章。睡在门口，是为了随时护卫，还是随身伺候？在法国人的传统中，主仆关系最大的特点是距离适当，双方的私生活是绝对分开的，而且分得越远越好。然而，在中国的贵族生活里，仆人“上夜”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睡在主人的床前，甚至房间的榻上或者外间，以备随时听候差使。
边芹从这个细节分析出中西人际间初始的分岔，认为这是油水不溶的两个文明间相互窥视时所必然产生的一大堆误解之一。她认为，中国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却无界限，没有截然不容的距离。中国的老爷可以娶丫环为妾，虽然是不平等的联姻，但毕竟视为一家人，主仆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西方的男主人可以和女仆睡觉，但娶进门却绝无可能，就连避免不掉的私生子也是不认的，因为血统不正。
1866年5月12日的《画报周刊》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味斌椿西游：“斌大人是很聪明的人，非常了解（清廷）对欧事务，他性格和蔼可亲，很随和；经常与欧洲人来往，因而熟悉我们的习俗；由他负责这次出使任务，增进彼此间的信任，是很合适的。他性格中最值得赞扬的一点，便是尽管他做官时间很长，但毫无个人财富。可惜这一点只是一个例外。”即便如此评价斌椿，《画报周刊》为斌椿西游定的调子也很值得玩味：“我们无意为此次出使加上它本没有的官方色彩，但也不可能不为这迈向进步的重要一步而感到高兴。中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已经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边芹特意引出这句话，是认为西方舆论早在100多年前，并在这100多年间从不改变方向地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定了一个开放与不开放的话语模式——置中国于永远的被审判者地位。擅长为他人思想定调的西方统治者，一上来就布设了开放与不开放的二元对立。这一原罪的设定可谓致命一击，让被定罪者百口莫辩，且一步到位地被掀到道德制高点下，从此是不可逆转的一场接一场的精神雪崩。踩着这个鼓点，中国人为门开得不够大、变得不够快，从一家政权争论到另一家政权。
关于李鸿章参加总统府晚宴却不动筷子的细节，也让当时的媒体大为关注。《高卢人报》1896年7月17日这样报道：“中国特使阁下昨晚与随行人员在爱丽舍宫用了晚餐。不过我要在此说清楚，李鸿章是‘参加了晚宴’而没有用餐。这真是绝了！一家之主请来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吃饭，结果看着他席间一道菜也不动，连甜食都不吃，总归是让人有点不高兴的。尤其是招待的客人是天朝的特使，而发出邀请的是国家元首菲利克斯·富尔本人，情况就严重了。”
《高卢人报》记者为了摸清李鸿章上席不用餐的秘密，特意于16日18点30分李鸿章赴总统府晚宴前，来到“大饭店”。记者发现李鸿章最贴身的仆人端着一只银托盘，给主子送去了茶和小点心。而另一个专为李鸿章做饭的中国厨师已经在他之前送去了一只大托盘。记者说“托盘巨大，上面放了至少15碟菜，彼此错落有致地架在一起”。什么扁豆烧鸭、酱爆猪肉黄瓜、蜜汁猪肉配蘑菇、鸽爪炖烂成泥配酸冻，甜点则是八宝饭之类，还有糯米粉或其他谷类做的点心或发糕。这是李鸿章个人的例行晚餐。为了确保李鸿章的饮食，每天早晨供货商给李鸿章特别提供若干条鲜鱼、5只鸡、一只鸭、一公斤鲜猪肉、猪油、蘑菇、小豌豆、青扁豆。而天天必用的米和茶则是从国内带去的。
用过这样丰盛的晚餐之后，李鸿章才去参加总统府的晚宴。他当然什么也不需要吃了。回到当年的语境，不要忘了这是巴黎，若是哪个外省的乡下小子对巴黎美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或者在餐桌上失仪，那些高级侍者的眼神足以让你无地自容。那样的地方，当你趾高气扬，他会立刻训练有素地逢迎你；当你表现得受宠若惊，他会马上表现出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这样的巴黎，在李鸿章一菜不动面前的心境，不难想象。
李鸿章不吃，或许是真的不习惯西餐。我们不妨回到1862年5月5日“大饭店”开业的那天。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也来了，她挽着埃米尔·佩雷尔的胳膊，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说：“这绝对就像是在我家里一样，好像就在孔皮埃涅和枫丹白露（均为皇家行宫所在地）。”边芹看了当时的菜单，吃顿中饭才5个法郎。在这样的饭店，李鸿章自带活鸡和厨子，一顿饭自备十几个小菜。巴黎人，的确情何以堪。 （秋末凉摘自《齐鲁周刊》2017年第37期，邝 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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