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中国

　　《新周刊》这样描述“中国控”：“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在具体事情中常有无力感；是自己忍不住愤怒，但听不得外人骂她；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失望。”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其实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中国人还有梦吗

　　100年来，容闳怀的是留洋梦，康有为怀的是大同梦，孙中山怀的是民主梦，陈独秀怀的是启蒙梦，楼适夷怀的是新锐梦，施蛰存怀的是尊严梦……

　　2009年，中国民生银行、零点咨询、旅游卫视启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人梦想大调查——“中国人梦想白皮书”项目，调查发现，“奋斗”是中国人追求梦想的主线：新中国成立之初是“自我牺牲式奋斗”，改革开放时期是“求变式奋斗”，当代是“创造性奋斗”。

　　84.8%的中国人认同当下的中国存在“中国梦”，64.1%的中国人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下的中国最容易实现梦想。中国梦的主要类型是：创业梦、子女梦、财富梦、行走梦、卓越梦、知识梦、公益梦。而实现中国梦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勤奋努力、身体条件、技能、受教育程度和运气。

　　每座中国城市、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你或是要上北京漂出一个未来，或是要奔海南、广州捞现金发横财，或是要跑深圳奔小康，守在上海做白领，跑到西部当矿老板……改革开放30年，中国按下快进键，人们总是“睡不着”，像拧紧发条的机器人一样，疲惫地奔逐于梦想和生活之间，诸多的梦想被挤压成“供完一套房、买上一辆车、养好一个孩子”。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醒，实现中国梦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公民社会；二是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三是稳定的社会环境。他提醒，“中国梦”很容易陷入盲目自大与不思进取的陷阱之中，变成一场“中国梦魇”。最重要的是要走好当下路上的每一步，过好每一天。（何雄飞）

　　怎么看美国

　　中国人把最美好的词给了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引起中国人如此复杂的感情。它是自由开放、膜拜未来的国度，它是胡萝卜加大棒、实施双重标准的霸权象征。中国人对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织着好奇与憧憬、茫然与渴望、愤怒与向往。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学生们马上冲到麦当劳、肯德基门口抗议，可第二天又去美国大使馆排队等留学签证。美国对中国一贯实施双重标准，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两岸问题。

　　美国是中国青年渴望的新大陆，美国也是贪官逃亡的避难所。美国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中国海外债务最多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明白，倡导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这个国家是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用二百余年就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是老大，好莱坞假想地球遭受外星人入侵时，是美国独力拯救人类。

　　可令美国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人民都越来越像他们，却也越来越恨他们？

　　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是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欲拒还迎。

　　从“中国可以说不”“阻击霸权”的愤怒，到“让全球化抱抱”的慎思，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做陷阱。

　　30年后，美国梦是过去时，中国梦是现在时。中国从边缘进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国从排外到兼容，中国人的“欲望榜”前三位是：有更多钱、国家富强和周游世界。

　　中国人看美国是“双面美国”，同样，美国人看中国也是“双面中国”。

　　《时代》周刊提出美国该向中国学习的5件事：1.充满活力；2.重视教育；3.赡养老人；4.多多储蓄；5.放眼未来。

　　反过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美国为镜，中国需要在软实力和创意立国方面狠下工夫。（肖锋）

　　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生产逐步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于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差异，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奥运盛会，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被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还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胡尧熙）

　　中国缺什么

　　1793年，英国乔治国王特使马嘎尔尼从中国带走了一封信，信中称中国无需任何英国产品。“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中国真正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体系WTO是在此后206年。

　　170年前，天朝乃世界之中心。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掉了天朝的尊严，让清朝知道了世界之大、竞争之烈。

　　近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先是发现自己缺坚船利炮，而全套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依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覆灭。于是发现还缺先进的社会制度，便照虎画猫引进了议会制、总统制。袁世凯复辟后又发现还缺民主、科学。“五四”时期的人们纷纷拒买日货，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妓女上街声援，小偷罢偷，可随后开始了军阀混战。有人批评说，中国人一向缺乏合作精神……

　　170年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中国看上去什么都不缺，又什么都缺。

　　中国不缺“中国制造”，中国缺“中国创造”。“中国制造”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碧水蓝天为代价的。

　　中国不缺历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对历史的反思。如何避免人治，如何抛却救世主情结，走向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中国不缺实用主义，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未雨绸缪和细致规划，既发展经济，又保住城市文脉。

　　中国不缺维权意识，但维权机制有待完善。无恒产便无恒心，一切现代社会制度都无从谈起。

　　中国不缺潜规则，中国缺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明规则的严格遵守。没有明规则，短期行为便盛行。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缺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国家只能是急功近利的国家。

　　中国不缺教育，中国缺没有奥数和各种培训班的童年。中国的应试教育正以牺牲孩子的童年幸福为代价。

　　中国不缺“德”，中国缺“德行”。德之不行，永远只是空洞的训令。

　　中国不缺“心眼”，中国不缺“精明”，但唯有大智慧方能使社会产生共识。

　　中国不缺膜拜，中国缺共信共享的价值观。烧香拜佛不应是行贿神灵，而是求诸自己的良知。

　　中国不缺知识，中国缺常识。没有常识的社会只能听凭谣言四起。

　　中国不缺解释者，中国缺提问者；中国不缺拥护者，中国缺质疑者。

　　中国不缺有关部门，中国缺创意部门。

　　中国不缺刀柄，中国缺刀锋……（肖锋）

　　大学到底怎么了

　　“追求真理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提到大学的责任时说，“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般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着名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认为，中国现行的教育依然沿袭了旧有的“大一统”和“行政化”思路，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本来，教育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应该由教育家来主导。大学是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机构、第二部门企业机构的典型的第三部门，对它应该有着与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完全不同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模式，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拿出很好的设计。”

　　教育的产业改革，把大学从学术象牙塔抛入商业菜市场，大学成为一家公司，学生变成了一种产品。用大学扩招来推动GDP，用大学城来拉动房地产，学术项目变成了生意，师生关系变成了老板和雇员……

　　这一切来得太快而不加深思，在没有相关配套改革的前提下人人都脚步匆匆。即使是一桩生意，它也是没有成熟商业规划、没有文化附加值、不能让消费者感到愉快的生意。

　　这就是如今的“大学病”。就算大学是一家公司，也请做一个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责，有文化附加值、有向心力、有良好企业文化的好公司。（陈漠）

　　还敢爱吗

　　“我爱你。”“滚。”一出最短的悲剧。过去它的发生多半是因为没有感觉，而现在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钱。

　　15年前，爱情常在道德感和社会眼光里挣扎，但还没跟GDP挂钩。而在今天，不先谈妥车和房，谁又来跟你谈情呢？物质是基础，人人都这样讲，仿佛爱情一定要在送过玫瑰、吃过大餐、游过车河、查过房产证之后才能发生。所谓的般配，不过是一种资源交换——美貌可以换来优渥生活，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逻辑。

　　关于爱情，人们要说的话、要做的事越来越多，信心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七夕节卖出平时n倍的鲜花、钻戒、爱情婚姻保险。“微情书”得到热烈响应，人们急于在微博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布自己的爱情细节，表决心，仿佛得到祝福比得到幸福更重要。

　　与此同时，爱情却在加速度地失落。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平均每天有5000多对夫妻分道扬镳。

　　有人为“90后”的爱情忧心忡忡。北京抽样调查过70所中学的5000多名初二学生，其中65%有心理障碍的孩子都来自“问题家庭”，父母的不和与分离，如同笼罩在孩子人生路上的阴霾。他们得到的关心和抚养也许半分都不少，却不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模式”了。

　　到那时，我们可能无法问这些孩子：“还敢爱吗？”因为他们会反问你：“什么是爱？”

　　爱情的前提、过程和结局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要核算成本和收益，这是那些泣血歌颂爱情的诗人没有想到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古典主义的爱情体验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得到响应吗？6000多级“爱情天梯”、50多年遁入深山的姐弟恋，这现实主义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中国还会发生吗？

　　不管你敢不敢、想不想，生命中总会出现那个时刻，命定的时刻，谁也无法逃脱。那个时刻你感受到爱情。

　　88岁的日本电影大师铃木清顺再婚了，妻子只有40岁。他身体不好，常年坐在轮椅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危险”。这种婚姻模式在中国常被认为是年轻女人贪图钱财，却没有人想过，即使是年老体衰者，渴望爱的心一点也不会衰竭。所以哪怕像海夫纳那样丢脸，哪怕冒着人财两失的风险，他们也愿意再试一次。

　　爱情不是谁给的，而是一种内在的热情和驱动力。略萨说：“爱可以丰富一个人的人生，爱是非常私人化的，虽然爱情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你很难对爱有准确的描述。简而言之，爱最好是去体验，而不是被描述。”

　　既然如此，有什么不敢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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