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的宿命
作者：汪凌燕 汪通 来源：读者
汉武帝晚年，疑心日重，整天怀疑有人变着法儿要篡自己的位子。怀疑来怀疑去，还是觉得自己身边人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听了佞臣江充的话，去搜查太子府。不出所料，搜出了巫蛊小木头人！历史上，只要皇帝派人去某某家搜查罪状，似乎少有落空。
太子一看，怎么自己从未见过的木头人，居然会变魔法一般从自己床底下被挖出来？不由得慌了神。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先杀了江充再说！
不料斩草却没有除根，一个叫苏文的内侍趁乱逃跑，跑到甘泉宫去见汉武帝，禀报说太子谋反。汉武帝派丞相刘屈牦率军镇压，太子无奈，只得打开监牢，武装囚犯——眼看着从假反变成真反，军心、民心就不在太子这边了。
很快，囚犯大军就被击溃，太子仓皇出逃，后来在湖县被发现后自缢而死，随行的两个皇孙也被杀。后来汉武帝反应过来，把当时参与镇压太子“谋反”的刘屈牦、苏文一干人等处死，把江充全家灭族，但是怎么也换不回自己儿子和孙子的性命了。
江充等人敢于诬陷刘据，其实主要是因为太子的生母、皇后卫子夫的哥哥——大将军卫青病逝，皇后再无外援，又年老色衰，失宠于皇帝。结果就因为这次“叛乱”，连带着卫青的长子也遭了殃，被汉武帝一窝端地送去了法场。
可怜卫青也算是出生入死为汉武帝立下过汗马功劳，七次深入大漠打跑了匈奴，却还是没能保住自己身后的家族。
汉家亏待功臣和功臣之后是有前科的。“汉初三杰”——萧何、张良和韩信，其中张良最为洒脱，讨了一个留侯的封号，就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而萧何以丞相之尊，依然被刘邦寻故揪住一个小错关到监狱里好些日子才放出来。最为凄惨的是曾被刘邦解衣推食拜为大将军的韩信。刘邦先是把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后来假借天子巡游到楚国边境，当韩信来迎接的时候，突然将其擒住并废为淮阴侯，让他搬到京城里面闲住。后来陈豨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平叛，皇后吕雉和丞相萧何担心韩信在京城突然发难，就伪造捷报，等韩信前来贺喜之际一举将其拿下，先用酷刑折磨，然后株连三族。
“陈豨之乱”也推开了汉家清洗功臣宿将的多米诺骨牌。汉高祖不久之后抓住了梁王彭越，借口平叛不出力将其废为庶人，流放到四川。彭越在流放途中碰到吕后，试图找吕后求情。结果可想而知，吕后假意答应，带彭越回到洛阳之后立刻变脸，说彭越谋反，将彭越剁成肉酱分赐诸侯，并诛其家族。
韩信和彭越的死让淮南王英布非常害怕，尤其是收到彭越的肉酱之后，英布直接举起了反旗，逼得重病在身的刘邦不得不再次御驾亲征，平定了英布之乱，英布也在战败后被长沙王吴臣诱杀。
至此，兴汉灭楚、一体同功的三个人——韩信、彭越和英布在三年内都命归黄泉，不但自己身死，连带着家族都绝了户。
到汉景帝时代，“七国之乱”爆发，朝廷倚仗名将周亚夫平乱。周亚夫得胜归朝之后先后做了太尉和丞相。在做丞相时，周亚夫渐渐与景帝产生不和。后来他就被人告发谋反，罪状是私藏兵器，图谋不轨。汉景帝于是把周亚夫抓起来，派廷尉诘问此事，周亚夫说：“我戎马一生，现在老了，置办一些盔甲兵器都是用来陪葬的，如何能说是造反呢？”深体圣心的廷尉马上厉声斥责：“那你是想死后谋反吗？”周亚夫百口莫辩，廷尉于是把他关进了大牢。可怜周亚夫性情刚烈，以绝食表示抗议，把自己活活饿死了。他的夫人听闻死讯之后，也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汉武帝之后，由于汉昭帝年幼，霍去病的弟弟霍光辅政。昭帝早逝之后，霍光访得戾太子刘据还有一个孙子，因为“巫蛊之祸”时还是婴儿而免遭屠戮，后来逢大赦出狱，寄养在民间，叫刘病已。于是霍光迎刘病已入宫，继承帝位，是为汉宣帝。
霍光在世之时，汉宣帝对他极为恭敬，但是等霍光一死，便借着前皇后许平君被毒害一事发难，将霍家来了个满门抄斩。汉宣帝与汉高祖、汉景帝一样，本身并不算是残暴不仁的皇帝，汉景帝还有“文景之治”的美名，而汉宣帝也有“中兴大汉”之誉，但是对待帮助自己得天下的功臣，却都称得上刻薄之至。
既然不是皇帝本身的问题，那一定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原因何在？这要从帝王与功臣的博弈说起。
究帝王之本心，应该并不是很想处置功臣及其家族，毕竟是给自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那是因为弓和狗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而善待功臣其实是可以树立榜样，让更多人为自己效忠的。
所以，如果帝王们能非常肯定地确信功臣忠心耿耿、并无二心，他们是希望树立起君臣相知的榜样的。
同样，究功臣之本心，从事后的角度看，很多悲剧都是冤案导致的。比如韩信和彭越，俩人其实并没有任何谋反的罪状，却直接被诛夷三族；而英布如果不是听说他们俩都被杀了，也基本上不会起兵。
大多数功臣在天下甫定之后，也并没有脑袋后面长一根反骨，非要继续厮杀下去不可。功臣最想做的事情，往往只是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家业而已。
如此看来，帝王不想除功臣，功臣也不想反帝王。然而，现实则是一幕幕帝王和功臣反目成仇的戏码，悲剧、恐怖剧一演再演。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五个字——信息不对称。
帝王虽然想善待功臣，但是面对真心对皇位有想法的臣子，还是要除之而后快的。毕竟保护自己一家一姓的江山是最为重要的，树立君臣相知的榜樣只在其次。
但是帝王并不知道谁是忠心耿耿的功臣，谁是心怀叵测的功臣。而作为功臣本身——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有大功于朝廷，自然是有能力、有威望、能够对皇权产生一定制衡和威胁的人。所以皇帝就开始头疼了：如何分辨呢？
于是皇帝就会采取一系列的试探措施：我去讨伐叛乱，你（彭越）派不派兵跟我一起去啊？我要巡查你（韩信）的疆界，你来不来迎接我啊？我吃饭故意不给你（周亚夫）筷子，你会不会忍气吞声啊？如果一系列的试探都得到正面的回应，帝王或许能轻描淡写地放过去，然后过段时间继续不放心，再进行下一轮的试探……而这所有的试探，只要功臣有一次没有过关，让帝王不满意，那么帝王就会立刻采取行动，或者将其贬官，或者把他关起来，甚至会毫不留情地铲除他。
而从功臣的角度来看，帝王试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信号，自己只要有一次应对失常，就会身陷囹圄乃至身家性命不保。那么功臣無疑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既然自己“安安静静做个美男子”“老老实实做个顺民”的心愿都已经成了一种奢求，那不如公开造反，行险一搏吧。
而那些确实非常忠心的臣子，在皇帝的猜忌心起来之后，做事更加恭谨，更加让人无从指摘，殊不知，这反倒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因为皇帝忌惮的恰恰是你的威望和能力，你若继续表现出很高的行政能力和威望，那岂不是让皇帝的猜忌越来越重？
此时，倒不如犯一些非原则性但非常掉价的错误。秦始皇的灭楚功臣王翦和汉高祖的丞相萧何就很善于利用这一点，二者用的手法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自污。
王翦统帅大军六十万攻伐楚国，六十万是秦国的倾国之兵，怎么看王翦都应该废寝忘食地思考用兵方略，才能不负秦王所托。但是王翦在出征前对秦王说：“陛下啊，我老了，我最近看上咸阳某处的田宅，希望陛下能够赐给我，这样我的子孙就有产业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就放心了。”秦王“笑而许之”。
在征战过程中，王翦依然数次上书秦王，不断地强调田宅产业，连身边的大将都看不下去了：“您老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要真灭了楚国，大王难道还会少了您的封赏？”
王翦捋了捋胡须，说出真相：“秦王多疑，现在全国的军队都在我手里，我若不多求田宅让大王觉得我别无他求，那大王肯定会疑惧我的。”后来，王翦果然灭楚封侯，得以安度晚年。
而萧何做得更直接，趁着刘邦征伐英布的空当，在长安周边强行用低价买了很多老百姓的田宅。等刘邦回来，老百姓拦街告御状，把官司直接打到刘邦那里。按理说刘邦作为最高统治者，看到自己的丞相仗势买田，应该很生气，回去严肃处理才对，但是事实上刘邦哈哈大笑，开玩笑般对萧何说：“相国，应该爱护子民才对啊！”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没给萧何任何的处分。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信号理论，这个问题很难解释：为什么对待有些臣子，帝王会赞赏对方“胸有大志，世之良才”，而对待另一些臣子，帝王反而期望看到他们胸无大志，甚至贪污腐败呢？如果都是要给皇帝发信号来表明自己的忠心或者才干的话，那应该出现某种一致性才对。
在《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上曾经刊登过一篇论文，倒是非常适合用来解释帝王和臣子之间这种非单调的关系。
在帝王的眼中，臣子有两个秘密属性：能力和野心。而能力指数和野心指数只有臣子自己心里清楚，帝王并不清楚；并且臣子还有一个公开的属性，就是名望。
帝王最喜欢用的自然是有能力没野心的人。要让自己在帝王眼中成为这样的人，功臣宿将和新晋之辈需要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从公开的属性——名望上来区分，名望高的一般是功臣宿将，而名望比较低的多是新晋之辈。尽管名望并不完全等同于能力，但是二者毫无疑问是有联系的：在血与火中考验过的功臣宿将，自然有更大的概率是有能力的人；而默默无闻的新晋之辈，当中或许不乏璞玉，但大多数只是默默无闻的官员罢了，在青史上未必会留下名字。
所以，对于新晋之辈而言，最重要的是表明自己是“高能力、高产出”的那一类，故而需要勤奋认真地工作，让皇帝看到自己兢兢业业的态度和工作的实效，以期获得提拔。反之，如果工作不努力，还敢贪污受贿，那么皇帝绝不会放过拿他做反面教材的机会，以此警示其他的官员不要贪污腐败——反正一个能力低、名望低的人，也不能给皇帝创造多大的价值。
而对于功臣宿将而言，皇帝整体来说对他们的能力是有信心的，他们急需表明的，并不是能力，而是自己毫无野心。因为只有当皇帝的人，才最需要得到百姓和百官的拥护。一个臣子如果工作做得太好了，从皇帝那里分走了太多的钦佩和爱戴，即使自己没有任何的野心，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要想平平安安地和皇帝做一对全始全终的好君臣，就要不惮于犯那些会让新晋之辈受贬斥和被杀头的“过错”，以此向皇帝表明，自己是真的没有野心。
这个模式推而广之，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普通的员工一般表现得比较随和；而基层的领导往往不苟言笑，并且爱穿正装来衬托自己的权威，以与普通员工区分开来；但是到了CEO和总裁这个级别，往往又开始平易近人了——他们的地位与手中掌握的资源已经让他们不需要用严肃的外表来衬托威信了。
（称人心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穿越历史聊经济》一书，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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