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必须计算成本与收益,用来评估公共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应该怎样确定。费恩伯格的做法根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测定人的价值,或许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过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就是60多年前喜剧演员杰克·本尼一句着名的台词。
1948年3月,《杰克·本尼秀》广播节目播出了美国广播史上最着名的讽刺小品。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由本尼的喜剧搭档埃迪·马尔配音)。
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小品中的本尼是个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不耐烦了,又重复了一句,“我说,你听到没有,要钱还是要命?”本尼反驳说:“急什么,我这不正在考虑嘛!”
本尼的小品对这个最棘手的价值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政府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只需要让人们给自己的生命定价就够了。
人们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法给自己的生命定价,不过我们天天都会面对一些多少有生命威胁的小事,给这些小事定价很容易。
每天我们横穿马路时,要么安全通过,要么被卡车撞倒,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开车不系安全带、抽烟、到日本料理店吃有毒的河豚鱼,比系上安全带、不抽烟或者吃三文鱼致死的概率要高。丰田雅力士在市内每加仑汽油比凯美瑞多跑7英里非常节油,价格还比凯美瑞便宜大约7000美元。但是,一旦发生撞车事故,乘坐雅力士车的死亡率比凯美瑞要高20%。
198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自1974年起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限制,让各州自行规定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有21个州把最高限速放宽到每小时65英里或者65英里以上,一项关于这21个州驾驶状况的研究发现,驾车人平均行驶速度提高了3.5%,在缩短了上下班交通时间的同时却提高了交通事故死亡率?研究人员的计算结果是,驾车人在较短的上下班途中开快车每节约12.5万小时就会有1个人死于车祸。按照1997年的平均社会工资和美元购买力计算,驾车人每节约154万美元,就会多1个人死于车祸。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测定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定的价。他写道:“把不起眼的那些细微风险增加一点点,让消费者(纳税人、院外说客、调查问卷起草者、答卷人等)对此发表意见,表现出他们好像有某种偏好,尽管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可以把拯救生命决策中的重要因素筛选出来。人们在投人身保险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保护自己生命时也会这样。”
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用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父母心目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360万美元。距离联邦超级基金(Superfund)治理名单上的污染区越近房价越低,分析结果是:人们最多愿意出460万美元避免致癌风险。测算生命价值的另一个办法是分析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对生命威胁越大的工作工资就越高,从工资的差额可以计算出生命的价值,假如一个人接受一份新工作,每年可以多收入100美元,而相应的死亡概率将增加十万分之一。那么,经济学家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是100美元的10万倍,也就是1000万美元。
很多国家已经接受通过这一类方法来测定社会愿意付出多大成本以避免人员伤亡。这类方法迎合公民的意愿,因而比那些根据经济损失或其他客观标准来计算的方法更具有民主色彩。如果运输部确定美国民众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死亡,最多愿意支付580万美元,那么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些为了减少1个人死亡而预算超过580万美元的道路改进方案。
农业部过去对于生命价值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补偿金的算法相同,根据死者生前的生产能力计算损失。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改变了计?方式,转而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计算生命价值。如今,它有一套精密的计算系统,有人从中发现困扰了美国一年的139万例沙门氏菌案件的社会成本是26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赔偿415名因感染这种疾病而死亡的患者,该部官员认定每个死者生命的价值为540万美元。
健康管理部门倾向于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生命价值,而不愿意按一生来计算,它们的假定不无道理,即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会死,政府采取行动只可能稍稍推迟死亡时间,却不能完全避免死亡。最复杂的分析法是把获救生命的生活质量考虑在内,假定一个人疾病缠身或?丧失自理能力,他一年的生命价值要低于完全健康的人一年的生命价值。这样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衡量标准:质量调整生命年,即QALY。
交通部使用计算伤亡生命价值的等级体系来确定某条道路是否需要翻修或重新规划,例如,轻伤的成本是正常生命的0.0002%;重伤的成本则是正常生命的3/4以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估计冠心病患者平均要少活13年,从患者方面来说,损失的价值大约是84万美元。
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把这类工具作为评估和制定政策的标准。例如2003年,澳大利亚健康部门的经济分析小组建议改变烟草制品包装上的警示。他们的分析所依据的事实是,每年可以减少大约400个死亡病例,相当于每年2.5亿澳元的收益,而每年的成本大约是1.3亿澳元,也就是人们少抽烟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减少。
这些价值评估技术提供了计算国家财富的一个新方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把1970年至2000年美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加到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国民财富平均每年增加5.4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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