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裴先生一年多,写下洋洋二十几万字她的传记,猛然回首的刹那,心里却是空白。倘若一直在一个人的身后,她会遮住你的光芒,但你又愿意被遮住。我现在的感觉便是这种淡然的心情。
裴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我想,她首先是一个女人,有夫有子有家有生动的爱情,接下来才是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一个前有古人或许后无来者的—代红坤生。
她注定是一个传奇。
写裴先生的文章太多,浩如烟海,随便哪一篇都是裴先生的戏如何好,人如何凛凛,但真正读懂裴先生的有几人?陌上尽是看花客,真赏寒香有几人?有人看了一辈子她的戏,谁知道她内心的孤傲苍凉?谁知道她真的可以为戏生为戏死?
她少年便走红,不知不觉间,天地玄黄里,梨园就有了她这一号——5岁登台,9岁挑班,十几岁给毛主席演戏,又因一场微妙爱情惊天动地,再加上人红是非多,小小年纪,内心早就一片丰盈。
但她仍旧一心扑在戏上。她晚年在《响九霄》中唱道: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根……其实是她一生的写照。她说如果不唱戏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她只能选择唱戏,或者说,是唱戏选择了她。彼此确认,别无选择。
她不好吃,简单小菜,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年轻时架个电炉子烤几片馒头,散了戏,就着小咸菜吃。老了,又有钱又有名气,仍旧朴素贞静,大饭店她吃得不香。
亦不好穿。衣服就那么几件,都只是属于裴艳玲的衣服——一水儿的中式对襟衣服,老裁缝做的,一缝几套,春夏秋冬都有了。因为永远传统,所以永远前卫。去香港演出的时候,裴先生在后台化妆,她脱去外套,再脱去秋衣,露出一件男式大背心,老牌子,天津“白玫瑰”牌。看后心里一酸,继而喜悦——管它呢,八块钱的背心,到台上照样艳压全场。
又几乎不用化妆品,清水洗脸,用两块钱一盒的雪花膏……但皮肤又这样好,于是偷偷看她到底用什么。总是看到那盒雪花膏,如此而己。
她爱茶,家里养着几百把紫砂壶。养紫砂壶如养人,每把壶脾气不一样,她都懂得。亦爱和真正的茶家论茶,大红袍如何,太平猴魁如何,何时喝什么茶,她讲究。到她家喝茶聊天谈戏,是很多艺术家曾经亲身体会并欢喜的,一定要谈到后半夜,一定要谈到尽兴。
她骄傲狂气。经常沉默,一言不发。倘若逼着她发言,她会站起来破口大骂,才不管你有多大名气,才不管你是什么权贵。这样的贞烈品德,几乎独一无二。
有时候觉得她既没有性别也没有年龄。有哲人说,人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体。她站在那里,宽衣长袍,短发凛然。眼神又似少年,动人之处,散发光芒。65岁的人,有时似孩童,奔跑着扮个鬼脸,又喜爱那田野间的自然之物,去挖红薯、剥花生……家里仿佛大自然一样,用最原始的木材做成床,大俗,大雅。
原本是民间或农村的老东西,乡间轧场的碌碡、水井边的石头、喂马的槽子、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木窗……搬到她家里,成了艺术晶。
裴艳玲从农村来,带着地气,她喜欢这些东西,也迷恋那大地散发的气息。坐在木桌前,喝茶,养那些紫砂壶,抱着小狗说话,听戏,这就是她的生活了。简之。又简,素之又素。
裴先生演了一辈子戏,最后不懂了:我到底要什么?她不停地追问。其实人到高处,总是在问。就像沈从文先生最后也在追问,但最后终于给出答案: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有多少人理解裴先生呢?她演了一辈子男儿,都是大英雄,私底下,也难免有了几分男儿英气——有时远远看她,她站在那里,像风,一道永远看不清的风。只是不像凡间的老太太,她65岁了,却依然是少年样,眼神忽而露出狡黠,忽而又单纯干净似孩童,只是没有老年人的暮气,真是奇了。她修成自己的神,却又不自知。
每每有戏迷千里万里追赶,亦有追随几十年的“粉丝”。她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早已真语世情空,只演自己的戏。好像台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无视台下,也根本不必去讨好观众。这一辈子,她只负责讨好戏台。
去香港演出,她化好妆坐在镜子前。化妆室里只有我和她。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看着镜子中的她,一言不发。镜子中是一张没有年龄的脸。
戏散了,台下疯狂了。她跳上鼓师的背,吹着口哨,仿佛少年——离了戏,她活不了。
有时候忽忆前生,她也感慨——“有—年我去香港算了一卦, 说我曾有三父, 曾有三母……”三父,生身父亲、养父、现在的师傅。三母,生母、两个继母……细说前情,总是一句话:跟你最亲的人,有时候和血缘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也是前生注定。
人到最后要什么?剩下什么?她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守着一幢堆满老家具的大房子,养着六七条狗,抱着复读机听戏。总是听余叔岩,她说:“老的好,老的有味。”有一次到她家去,正是秋天,小院子里铺满了细碎的阳光,透过窗户看到先生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屋子里响着余叔岩老先生的“十八张半”,她身边倒着的几只小狗也在睡觉打呼噜,阳光打在她的脸上,呈现出—种金属的光泽。那一刻,忽然悟到她说的话:“人到最后,剩下的只有自己,和自己身上的那点玩意。”
裴氏艳玲,所有一切,都是她自己的前生与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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