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孩子们在一块空地上，突然两个男孩打起来，我拨开人群去劝架……
我和杨老师约好了，带孩子们去爬山，趴在野花零落的山头看山……
我在没有院墙的老屋里，天完全暗下来了，我一个人跨出亮着灯的厨房，心里说：今晚要和妈妈睡……
手机铃声乍响，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艰难地张口，那边却一片沉默。意识浮出地表，想起现在天刚亮，来电显示对方是陌生号，于是问：“你是不是打错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涩哑如破锣。
那边竟然惊战地开口了：“是……是陆老师吗？……我是马雪花！”清亮的普通话。
我振奋起来，顾不得室友翻动时床嘎嘎响的声音，提高嗓门，润圆嗓音呼应：“是雪花啊！你好啊！老师还睡着呢……”
“老师，我正要去上学呢！”和一年前一样，孩子们已在我窗台下喃喃读课文，我还在被窝里挣扎。
“我也想你啊！雪花，我中午打给你我们再聊好吗？”我若是室友，我也恨这通电话。
“好的。……老师，你什么时候再回将台啊？我真的好想你！”
将台，西吉，娃娃们——大学毕业后的一年，我参加学校支教队在宁夏西吉县将台中学教了一年语文。
我挂断电话，直挺挺躺在被窝里，过去一年被他们充实的生活再次涨满了我的回忆，泪水不自觉地滚落。
雪花
雪花个子又高又瘦，束一个马尾，束不进的短发团团圈成一个圆，走起路来扎着头一劲前冲，两个大手掌往身后一甩一甩的，像个男人。
一个班七十个娃，上课时黑压压一片，她坐在里面很不显眼。记得她是因为她托同桌给我送礼物。那个女生突然冲进来，二话不说塞给我一个东西。等我从惊愕中醒来，追去的目光只映下她头上亮粉色的头箍，手里是一卷“深情”字样的字画，字画里卷着一张小纸，大意是：小学时她每年过生日都会送给语文老师一份小礼物，今年她也想送给我这个“奇怪”的新老师。看到“奇怪”两字，我扑哧笑出声来：原来我这个支教老师在她看来有点“奇怪”。
下午我在练习课上搜寻那个“头箍”，课后把她叫来才知道她可不是马雪花本人。让她去把雪花叫来，她却跑回来笑着说：老四，她不肯来。——娃娃们只肯勉强用普通话念课文，课上回答问题都是又快又轻的西吉方言，更别说课后和我交谈了。幸好我在经历了千番锤炼后，虽登不了堂，但至少推得开大门了。
我装怒：今天放学前，我见不到她的话，叫她明天别来上老四的课！
快放学时，门外窸窣有声却迟迟不敲门。我拉开门，正对着的是戴粉红色头箍的袁沛菲，顺着她笑盈盈的目光，我发现墙后阴影里的雪花。她低着头一声不响。我一边和她打招呼，一边牵起她的手往屋里走，这时才发现她双手攥拳，手背上汗湿了一层。在我的询问声中，她屏不住抽噎起来。我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不然怎么把你请过来啊？你今天生日，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并把从上海带来的一个小玩意递给她。
她猛地抬头，红红的眼睛里泪水未干却透着一道光，整个人活过来似的，摇晃着，响亮而干脆地向我道谢，然后大踏步冲出去了，飘回来一句“老师再见！”是普通话。
她是那种认真听话的女孩，成绩很好，我除了正常上课改作业，课余时间多被调皮、马虎和基础差的学生占用了，很少与她打交道。两个月后，我即被学校调去初三教毕业班语文。
一次听说雪花上课迟到，挨了班主任板子，手有些痉挛。我路过六年级教室时，顺便把她叫出来，问她手怎么样了，那天迟到是不是家里有事？她嘴一撇，左手拇指用力搓着掌心，好像还很疼的样子，眼泪“唰”下来了。我要看她手，她藏到身后，说：没事，老师，真没事了。
我结束支教服务快回上海时，她兴冲冲拉我去她租的房里坐坐。我才知道，她家在马莲八代沟，离将台约12公里。上小学时每天五点起床，背上馍馍和水，翻两座山，跨一条深沟去上课。“老师，你不知道那条沟多难走！是你的话，肯定走不过去！”她语气里一股神气。中午赶不回来，就着凉水吃馍馍，就算午饭了。所谓的馍馍，就是面粉烙的饼，热的时候松软香，放冷了，又干又硬又没味儿。入了中学，父母在镇上租了间房，父亲开货车养家，母亲在身边照顾她和弟弟俩的饮食起居，才不用翻山越岭去上学。
小武
小武作业本上的名字是错的。武字的“止”部，总是横竖颠倒，扫一眼挺像，细一瞧才觉出不对劲来。我至今为没教他改正而愧悔。早知我只能教六年级两个月，就该无论如何让他把名字写对了再说的。
上课时，他抬着头木然望着我，眼神淡得没有一丝味道。遇上我的眼睛时，他低下头，看他手里一直捏着的钢笔，仍面无表情。
他的词语默写几乎全错，我把他叫来谈心，才真正注意到他：中等个子，头大面黑肤色却不匀，白色的斑块似是虫斑，眉浓，眼圆，却愣愣地无神，也不怎么眨。嘴总微张着，露出细白的牙。耳根一股汗渍绘就的黑线直画到脖颈，那里也是黑黑一片。我知道，这不能怪他，西吉这地方缺水在全世界有名，山沟沟里的孩子既没洗澡洗脸的习惯也没那条件。
开始，他只是点头摇头，那代表我听得懂你的课，我没复习课文，我不会说普通话……我鼓励他开口说话，从他嘴里迸出的土话因为简短又微弱而极费解，半天我才琢磨明白。他在说，回家要帮家里做饭、喂牲口、挖土豆、割玉米……
我让他把错的词语每个抄二十遍，可交上来的抄写字迹大小不一、遍数不对，前十遍抄对的字，后十遍就错了，而且越错越离谱。我把着他手教他笔画，然后遮掉写好的，放手让他自己写，可他悬着笔尖又落不下去了。
期中考，100分的卷子，他只拿了3分，其中作文2分，因为写了题目——作文是全命题作文，题目照抄就行。整张作文纸满满地写了一半多，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表达了明白完整的意思。他把他会写或模糊会写的字拼凑出了一篇“作文”。
我不知该怎么教他了。
后来在学校看见他，和另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一起玩，那个孩子会笑会跑，他却只是跟着他，脸上依然看不到什么表情。
如果我没被调走，我想会再多教他认识几个字，多开口说几句话，多笑笑。还有就是把名字写对了。
小艳
小艳是个回族姑娘，双颊的高原红衬得一张脸生动鲜活，可一笑，眼睛周围就撒开密密的皱纹——西吉太干燥了。她左手食指短了一截，是小时候下地割玉米割断的。
小艳生母早逝，父亲另娶，继母的女儿嫁给了小艳哥哥，母女俩却合伙刁难她哥，逼得她哥不愿回家。小艳在家也受排挤，一回家就被指派干各种活儿，嫂子还把女儿丢给她带，小艳没时间也没心情在家做功课。她向她父亲诉苦，她父亲才开口说两句，就被她继母顶回去了。
每到周五她就开始担心，不想回家却又不得不回家，因为下周的口粮还得问继母要。她家在深山里，将台中学在乡镇上，平时住学校附近合租的一间房，几个学生挤一张炕，吃饭、睡觉、做作业都在上面，每学期300元，几个学生分摊房租。学校没食堂，所有学生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一般都是周日晚从家里出来时带上一周的馍馍，每顿就啃馍馍。天热的时候，馍馍到周四就“完了”，长绿毛，有点钱的孩子买泡面吃，没钱的只能忍着，用学校一早发的一枚白煮蛋填一天的饿。小艳的馍馍是后母做的，高兴的时候做点，不高兴就不做了。小艳的馍馍三天两头不够吃，她就养成了不吃早晚饭只吃中午饭的习惯，饿着饿着也就不觉得饿了。
那次看她在操场上捧着书却皱着眉，我问她她才嗫嚅地说继母又没做馍。问她爸呢，她说她在新疆打工的大哥工地上出了事，没了，她爸赶去新疆料理后事了。我不知如何安慰，塞给她十块钱，她不肯要。我说这是我借给她的，她才犹豫着接过来，买馍去了。
快中考了，她成绩不稳定。我找她聊天，问她以后的打算，她说她继母不支持她读书，打击她一定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就要她嫁人，反正回族女孩十六七岁嫁人的多得是。据说，人家已在物色中。我告诉她，读书自立是她摆脱家庭的唯一方式，终身大事不能任人摆布。她点头。
后来她考上了西吉县一所高中，回家一次来回二十块钱，路费贵，一学期也就难得回去一次，家里的烦恼暂时远离了她，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
一年在黄土高原上支教的日子转眼已逝，如今，我重新走在摩登都市、高墙学府灰扑扑的人流里。每当我从忙碌而压抑的生活缝隙里抬头，总禁不住想起那群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娃娃们。一年太短，我给他们的远比不上他们给我的丰富和珍贵。如果说我给他们的是坚硬的知识，那么他们用无瑕的真诚回馈给我的是一片温软的情感；如果说我勉强给他们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那么他们以自己真实的生命状态为我打开了观察世界的另一个角度——从一个更低的视角所看到的更多的或欣喜或悲哀的可能；如果说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一个人应享的尊严和权利，那么他们用黄土地般的深沉告诉了我一个生命可以有多强的韧性。
也许时间可以一步步拉开我和娃娃们的距离，若干年后，我们将淡忘了彼此的名字相貌，我不知道我曾经在他们生命中短暂的停留，能否对他们的一生起到一点点积极的作用，但我确信，我的心灵已抓住了他们一闪而过却鲜活生动的形象，并且这种形象只会在时光的启迪中，承载越来越丰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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