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公映并引起轰动之后，西雅图市的市长要求城市灯光彻夜不熄，西雅图自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但是，与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不同，西雅图人其实是习惯早早入睡的。这也和美国其他都市人如纽约人习惯于享受夜生活有所差异。不难观察到的是，西雅图人早睡是为了早起。

　　我在西雅图有过几次清晨赶飞机的经历。刚刚五六点钟，高速公路上便车水马龙，机场内外更是拥挤不堪。我曾经向美国朋友请教，西雅图人何以如此早睡早起，回答是：为了赶上东部的生活节奏——无论就传统形成的习惯而言，还是就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言。

　　赶早的西雅图人，搭飞机的是为了在白天赶到东部，以便能够工作；不搭飞机的则是要直接与东部的经济活动接轨，比如说纽约股票交易所是按照东部时间开盘、歇盘的，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家也是按照东部时间发表讲话、发布新闻和进行辩论的。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最早在美国东部地区形成，以至一个一体化的国家，一切活动都要以那里的时间和节拍为准。用美国人的话说，这叫作catch up。这个词组被当作动词使用时，恰好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谓的“赶超”。

　　西雅图是华盛顿州名气最大的城市，位于美国本土的西北角，大抵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类似。其实，中国地域广阔，由东至西跨越了5个时区，乌鲁木齐时间就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实行以北京时间为准的统一时区制，而放弃了考虑地理位置造成的时间的自然属性。进一步的不同由此产生：与美国大陆分不同时区，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追赶经济中心的时间表不一样，虽然中国的时钟是统一的，人们却按照自然的地理时间作息。在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上没有能够“赶超”，经济增长也就很难做到“赶超”。

　　從认识时间到度量时间、掌握时间、形成时间文化，从观察昼夜交替、春去秋来，到利用日晷、水钟，直到发明机械钟，进入数字化计时时代，人类与时间及其计量方法的关系史就是一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历史。随着时间计量越来越精确，出现了两个新事物。

　　第一个是权威，不仅是政治的权威，更是经济的权威。一个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的真实含义，就在于其作为时间标准的地位；而其他地区与经济中心的一体化，也是指这些地区对该中心时间的尊重和遵循。第二个是生产率。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指出的：“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有了精确计量时间的手段，时间便成为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用时间来度量生产效率就成为必要。

　　据考证，人们一致认同的时间起源于火车时刻表的统一。即便到了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英国各地仍然使用自己的时间，因此，最早在1784年出现的具有时刻表的马车载运服务，只能标明出发时间而无法确定到达时间。直到1847年，各家从事火车载运业务的公司才聚集在一起，编制了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火车时刻表。随后，在各行各业纷纷仿效的情况下，1880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把格林尼治时间定为法定的标准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

　　不同的时间概念和观念，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属的经济发展阶段。

　　早在5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就学会了计量时间。但真正意义上的钟表（机械钟），是在13世纪由地中海国家发明的。从机械技术上讲，西方国家垄断机械钟的制造长达300年之久；而从精确度来讲，这些国家占据了更为长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至于任何试图赶超的国家，都需要“对表”——借鉴先行者的科学、技术、生产方法、观念、文化。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照搬其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许多在近代落伍的民族，都有过拒绝“对表”的教训。

　　例如，帝制时期的中国，朝廷把西方传进来的时钟看作是奇技淫巧，仅仅将其当作玩物赏玩，完全没打算学习其制造技术。我们错过了“对表”或赶超的机会，携自身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反而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估计，在整个18世纪，中国还保持着比欧洲高的GDP增长率，而从那以后便逐渐衰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GDP增长率一直为负数。

　　有人在31个国家进行过一项题为“生活步调”的比较研究，用“在城市人行道上的行走速度”“邮局职员售出一枚普通邮票的速度”和“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衡量人们的生活节奏。该研究最后以“时间的地理分布”为题发表。荣膺生活步调最快头衔的5个国家分别是瑞士、爱尔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被认为生活步调最慢的5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萨尔瓦多、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美国名列第16位，恰好居中游。人类学家在特利尼达和多巴哥观察时发现，如果一个聚会计划在傍晚6点钟开始，人们到了6点45分甚至7点才会露面，并且不无自豪地说：“任何时间都是特利尼达和多巴哥时间。”

　　拒绝“对表”，意味着顽固地保持自己落后的时间价值观，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经济稳态。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不能形成并积累进行赶超所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科学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生育观念、市场制度、投资环境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其含义就是面对现实，承认经济与技术上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对表”。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把自己的时间表置于国际法的框架内予以规范，以更加准确的时间作为参照系。对于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落后地区需要在技术、体制、市场发育程度，乃至生活节奏诸多方面赶上发达地区的钟点。

　　波音公司至少是与微软齐名的大企业，曾经把总部设在西雅图。然而，尽管西雅图市市长、华盛顿州州长和当地老百姓一再挽留，波音公司还是将总部迁到了芝加哥。公司老总解释说，把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超级企业设在天涯一隅，实在是不方便。仅仅从这里飞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就需要6个小时。作为如此庞大企业的领导人，每年要进行很多次这样的飞行，加上时差，每次花费的时间竟有10个小时。

　　无论是离去的还是留下的西雅图人，无论是比尔·盖茨一类的名人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其匆匆行色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不“对表”是不可能赶超的。

　　（夕梦若林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卑贱者”最聪明》一书，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