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父亲患绝症，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了父亲，我们不愿再像以前那样每年回到那座围墙内的小楼里。母亲一人独守这座空荡荡的房子也不合适，妹妹便将她接到自己家住。

　　然而，母亲虽住女儿家，却总是隔三岔五地要回老宅去。“她不听的！风雨无阻！”妹妹经常在电话里向我抱怨。听多了，有时我也会假装生气，在电话里“责令”母亲不能再没完没了地往老宅跑了，尤其不能开那辆“碰碰车”（后来改成电瓶车），但母亲依旧我行我素。

　　那天晚上，我陪母亲回老屋。我们姗姗而行在故乡的小路上，观现忆往，别有一番滋味和感慨。

　　到了自己家的院子，母亲掏出钥匙，很用力地将“铁将军”拉开——那大门很重，母亲用力时整个身子都往上“跳”了一下，有点“全力以赴”的感觉。我伸手帮忙，却被母亲阻止：“你挪不动的！”她的话，其实更让我心痛：我一个大男人挪不动，你一个八十五六岁的老太太怎么能挪得动呀！

　　看完前院的桂花树、后院的柿子树，母亲带我进屋。母子俩事先没说一句话，却不约而同地进了楼下一间放置我父亲骨灰和遗像的房间。

　　“阿爹，小明回来看你了！”父亲含笑地看着我们，只是那笑一直是凝固的——那是他相片上的表情。啊，十年了，只是一转眼的工夫！那一年，我带着采访华西村吴仁宝的任务，顺道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当时他无力地朝我挥挥手，说：“你的事不能耽误，快去吧。吴仁宝是我熟人，我们都是干出来的……”这一年，父亲走了。七年后，他的熟人吴仁宝也走了。

　　三鞠躬后，我为父亲点上一支香烟，再插上一把母亲点燃的香……我忍不住哽咽起来，像少时在外受了委屈后回到家的孩子。

　　“走，看看你的房间。”母亲怕我太伤感，一把拉我上楼。

　　其实从进门的第一眼，我已经注意到：房间内，无论是墙还是地，无论是桌子、椅子还是沙发，甚至电话机，都与我以前在家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放在原位，整齐而洁净。“还这么干净啊！是你经常擦洗的？”

　　母亲含笑道：“我隔三岔五回家就为干这些事，把所有的地方都擦一遍……不要让你爹感觉没人理会他了，也好等你们回来看着舒服。”

　　母亲最后把我领进我的房间。一张宽宽的床，上面盖着的是我熟悉而陌生的黑底花被面。被子的夹里是土布，那土布是母亲和姐姐亲手织的，尽管摸上去有些粗糙，但它令我脑海里立即闪现出当年母亲与姐姐的双手在织布机上日夜穿梭的情景……床边是一排梳头柜，也叫书桌，上面的相框内，是父母引以为自豪的他们的儿子在部队当兵、当军官时的照片，以及与他们的合影。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人多么幸福，好像有我这个当连级干部的军官就知足了！

　　“看，里面全是你的书！”母亲拉开一个个抽屉让我看。令我惊喜的是，它们多数是我早期的作品，有的我早以为遗失了。母亲一边唠叨着，一边弓着腰，开始翻箱倒柜。“这是你的衬衣，没穿两次。”“这件棉衣，是那年冬天你回家时特意给你缝的。”“看，这是你爹让你从部队拿回来的解放鞋，还是新的，他都没来得及穿……”二三十年了，母亲竟将我曾经用过和我孩子用过的衣物，一样样保存得如此完好！

　　“你看这个……”母亲从一个包袱里拿出一个暖水袋，说，“还记得那一年你们第一次春节回家，我给小孙女买的这个暖水袋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一把抓过暖水袋，摸了又摸，眼睛很快模糊了……那一年冬天，我带女儿回家探望父母，遇上特别寒冷的天气。南方没有暖气，屋子里跟冰窖似的，母亲急得不行，半夜打着手电去镇上敲商店的门，硬是让人家卖给她一个暖水袋。不想回家途中，雪路很滑，母亲连摔了好几跤，卧床几天后方康复。

　　“倒上热水还能用。啥时你帶我孙儿们回来？”母亲顺势拿过暖水袋，认真地看着我，“他们都回来你也不用担心，我这里啥都有……”母亲像变戏法似的，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暖水袋，还有电热毯、铜热炉和夏天用的凉席、毛巾被、竹扇……一年四季所需物品，应有尽有。我吃惊地张大嘴巴。母亲喃喃道：“你们要是回来，这些都能用上。”她抱过一床棉被和一条床单，放在我手上。

　　棉被软软的、暖暖的，像刚从太阳底下收进屋似的。我顿觉有一股巨大的暖流涌遍全身，然后融入血液，一直暖到心窝。

　　就在这天晚上，我异常庄重地对母亲说：“妈，我现在懂了。”

　　母亲惊诧地看着我，问：“你懂啥了？”

　　我说：“明年我就回家来！”

　　母亲有些不安地笑了。这时，她的双眼闪着泪光……

　　（秋水长天摘自《新华日报》，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