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一岁半，她最熟悉3种职业，医生、警察和快递员。

　　因为定期体检、打预防针，她能准确识别白大褂和听诊器。偶尔需要动用“权威”使她听话，警察的“不许动”很管用。

　　对幼小的她来说，“快递员叔叔”是个神奇而甜蜜的存在。他们会在一天里某个随机的时刻出现，“叮咚”摁响门铃，送来水果、饼干和玩具。

　　“快递员叔叔来了，你的礼物就到了。”我曾经一边在网上买童书，一边对女儿说。

　　她认真地想了几秒，答：“和圣诞老人一样！”

　　比起那位传说中的红衣老爷子，这些叔叔才是真正穿越风和雪，把她想要的东西送到她身边的人。

　　这几年，一直是一位家在赤峰的小哥，往我家送快递。

　　我刚搬来时，没有特别留意过他。女儿出生不久后，某天我忽然收到他的短信：“在家吗？我是快递员，方便开门吗？”

　　收了快递，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摁门铃？”

　　他不好意思地说：“上次来，看你肚子挺大，估计这会儿已经生了，怕吵着宝宝睡觉。”

　　我逗他：“你还挺有经验。”

　　他笑答：“我女儿5岁啦，跟我在北京呢！”

　　我家楼上那户人家也有孩子。每天晚上11点之后，我还常常能在客厅、卧室、婴儿房……听见楼上传来各种声响——杂物落地、轮子滚动、器皿破碎、孩子尖叫、大人斥责……上楼沟通过数次，没有任何改变。最后一次，操着本地口音的男主人打开门，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没辙呀，要不您报警吧！”

　　出了我家小区左拐，人行道边有个营业执照在风中飘摇的摊位，从早餐开到宵夜。下午去，能吃到好吃的煎饼。因为早上老板娘会送孩子上学，老板的手艺则让人一言难尽。

　　北京的冬夜又黑又冷，他家大女儿每晚就着一束灯光，站在窗口洞开的早餐亭里，裹得严严实实地写作业。后来，老板娘又生了老二和老三，全带在身边。

　　我问过老板，为啥一定要在这儿受罪。这个敦实的河南汉子把葱花潇洒地抛撒向我的蛋饼：“挣钱多呀！”

　　离他不远，临街有几间商铺，附近居民赖以生存的蔬菜摊就在那里。

　　卖果蔬的是一家早出晚归的安徽人。老爷子收菜钱，侄儿收水果钱，儿子打杂。

　　老头儿抠门儿，一角两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不管脸生脸熟，他从来不笑。侄儿活络，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的永远挂在嘴上，今天让你尝个草莓，明天手一挥5毛钱不要了。猕猴桃放久了，还提醒“别给小孩买”。

　　在这个时代，我和邻居可以互不相识，但不会不熟悉这家人。

　　有一次，我新买的电脑出现故障，退换需要提供包装上的某个标贴——纸箱子早扔到楼道里了，因为每天都有人来收。

　　我跟物业、保安打听一番，在另一栋楼的地下室找到小区收废品的两口子。他们住在最多5平方米的小屋里，睡上下铺。

　　听完来意，大哥立即行动。他打开另一间屋子，里面从地到顶摞满了各式各样的纸壳箱，无法计数。他一张一张地往外抽，抽了一个多小时，抽空了半间屋子，终于找到我要的纸箱。

　　我掏出钱感谢，大姐冲出来，把我轰走了。有天我晚归，深夜一两点遇见他俩，才知道他们收拾楼道弃置物品，为了不影响居民出入，不占用电梯，都是夜里悄悄进行。

　　在商場买好家具，东北大哥和他万能的金杯车能提供一站式服务。夏天空调坏了，背着工具箱的四川小伙敏捷地钻出窗户，修理外挂机。家务实在忙不过来，上网找个电话号码，上门支援的湖北小阿姨能麻利地搞定孩子的饭、老人的茶、地板上的毛发。

　　他们如此真实、有力地活着，需要着这座城市，也被这座城市需要。

　　我们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接纳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的职责所在。容纳东北大哥、四川小伙和湖北阿姨的奋斗，则是城市的灵魂所托。

　　即使谈不上建设者，只是地下通道里的一个流浪歌手，也能让窝在办公桌前整晚加班的年轻人，听见爱和自由。

　　在不可或缺的日常细节中，他们是抱着装尿不湿的巨大纸箱而来的快递小哥，是用冻伤的手给我做早餐的煎饼摊老板，是我吓得拉住他的工作服生怕他掉下窗台而他耐心宽慰我的四川小伙。那些面孔那么具体，那么鲜活。

　　对每一个这样的个体来说，出身、天赋、教育、命运、能力、志趣、环境……都可能决定他们将离开哪里，走向哪里。

　　我知道，有的快递员会抢劫杀人，有的小摊食品细菌超标，有的大哥搬个柜子可能漫天要价。还有人会说：“等火烧到你家你就闭嘴了。”

　　可是，难道这座城市，没有了他们，就没有谎言、罪恶和灾难了吗？在人性和劳动面前，谁也不比谁高一等。

　　反正，下一次快递小哥来的时候，我会跟我女儿说：“这个快递员叔叔就是圣诞老人。”

　　——在她还相信美好的年纪。

　　（西敏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29日，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