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天，要去哈尔滨。我决定不坐飞机坐火车。火车得跑30多个小时，大家很惊讶，说你怎么受得了？据说哈尔滨今年冷，零下30多度，可以把眼睫毛冻成小冰棍。冻出了小冰棍的眼睛一眨巴，就会发出一种玲珑剔透的响；有了一只挂在身体上的风铃，灵魂便很活泼了。冷也是一种童话，人是应该冻透一次的，我想。热透一次，冷透一次，爱透一次，恨透一次，苦透一次，甜透一次，梦透一次，醒透一次，笑透一次，哭透一次，于是乎，人生也就不那么平庸了。火车里没几个乘客。我独自一人一间软卧包厢，有大把时间，久久坐在窗前，久久看着无边的土地和天空，没有电话、电视，没有熟人、俗务与急件，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我静静地坐着，心无旁骛地展开我的梦幻与思念。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郎瑜琳，吉林珲春人，哈尔滨军工大毕业，自部队转业来武汉。当年，他从哈尔滨到武汉，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哐当哐当的铁路，曾经摇晃过我的朋友郎瑜琳。

　　认识郎瑜琳，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春天：绯闻缠身，官司压头。郎瑜琳是作為一名侠客，被朋友推荐给我的。朋友说这个东北汉子能写会说，为人仗义，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帮你，你就一定能昭雪冤屈。于是我走进了郎瑜琳的办公室。东北汉子老郎听完我的悲惨遭遇，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约稿：“你能给我的副刊写一篇散文吗？”我气愤地回答：“不能！”真是活见鬼！原来我遇上了一个文学痴迷者。老郎却对我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轻蔑道：“遇上这么点儿事情就不能写作了？这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事啊。”我面临的可是牢狱之灾，啥叫俗不可耐的小事啊！老郎义正词严：“如果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写作，你才算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也就会竭尽全力帮你打官司，哪怕倾家荡产！我又不认识你，为啥要帮你？因为我爱才，因为我觉得你有才气、有天赋，与我是同类！”

　　官司漫长曲折，一打就是两年。在郎瑜琳夫妇的倾力相助下，我终于打赢了这场该死的官司。我和郎瑜琳夫妇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家成了我的家。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喜欢上了我。当他们的妈妈出差，孩子就由我来照料。郎瑜琳属于文学，从不属于家务，每天孜孜不倦地写作，与出版社的编辑来往密切，一心一意想当作家。我却年轻孤傲，不屑巴结文坛，灵感来了泼墨挥洒，平常该干吗干吗。郎瑜琳极不满意我孤僻乖张的写作姿态。我看老郎那样痴迷，也打心底里着急。那时候出版界拉广告拉赞助吃吃喝喝的风气盛行，老郎书生本色，性情耿直，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他又苦又恼，又气又恨，渐渐地遁入虚幻世界，大白天也躺在沙发上两眼望天，天天等待他的小说出版。逐渐地，老郎开始对我说这样一类话：“池莉啊，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这样傲骨铮铮，将来反而可以赢得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文学天地。我肯定是不行的了，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真的能够全国知名，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每当他这么说，我和他的妻子就发笑。谁知不久之后，噩耗突降，正当壮年的郎瑜琳，猝死家中。

　　多少次，我把中国地图铺开，沿着铁轨，从武汉走向珲春，去探望我的朋友郎瑜琳，一个为文学之爱耗尽生命之火的人，一个热爱生活却被生活戕害的人。我一直在写作，我的每部作品都是对老郎的致意。我成名不成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郎对文学的那份热爱，在我的写作中从未间断。我活着，因此，他也就活着。年轻时不懂事，许多话说不出来，还有许多话，根本没来得及说，面对面的机会，突然就没了。所以现在，我宁愿坐30个小时的火车，把郎瑜琳的来路走上一遍。我要让空旷的火车满载我对朋友的谢意，呼啸着接近埋葬朋友的土地。我要借此机会，屏蔽红尘，让30个小时充满最纯真的怀念和祈祷。而这份情怀，是繁忙拥挤庸碌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的，我只能选择我一个人的火车和30个小时的静默来承担。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池莉经典文集》一书，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