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阅读，我至今是一个老派人物，还死硬。我坚持认为，坐下来，打开书，一手提笔、边读边记是最佳的阅读方式。阅读是容易产生快感的，快感来了，不管不顾，一口气冲到底，那个爽。我把这样的阅读叫作放纵式阅读，它的缺点是看得快、忘得更快。

　　如果手上有一支笔，它对阅读的速度就会有一个调整。笔的作用其实就是刹车的作用。你在书上划拉几下，再写上几个字，这样一来，阅读的速度就慢下来了，这样有助于理解，也有助于记忆。我和年轻人闲聊的时候时常发现这样一件事，当我们讨论到作品的某个细节时，他会这样说：“我没注意哎。”问题来了，这个细节你没有注意，那个细节你也没有注意，那你到底读到了什么呢？不客气地说，故事梗概而已。对待通俗小说，这样自然没有问题。但是，面对真正的文学，这里的遗漏就有点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恋爱了，一个月之后，你只知道女孩的身高和体重，那只能说，你不爱她。

　　前几天，我和余華一起做评委，我吃惊地发现，余华阅读的速度甚至比我还要慢，我高兴坏了。我一直以为，我读书慢是因为我的智商不够高，现在好了，我知道了，是我和余华有类似的好习惯。

　　事实上，我的阅读速度也算快，大部分时候，可以一目十行。但是，在阅读经典时，我甚至连一个词、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字和词的意义，它们意义重大，它们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它们也许就是本质。在许多时候，把字和词错过了，就把整个作品错过了，甚至，把这个作家都错过了。

　　然而，我想说，无论我们是怎样好的读者，阅读都有它的局限。这个局限不是源自我们的能力，而是来自文字自身的属性。

　　文字的基本属性有两个：一个是“形”，这是供我们阅读用的，它作用于视力；文字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属性，那就是“音”，这是供我们说话用的，它取决于我们的听力。“形”和“音”并不构成彼此矛盾的关系，然而，出于生理的特征，我们在面对文字的时候很难兼顾。比方说，我们说话了，我们接受的是“音”，自然就会忽略文字的“形”；同样，在我们阅读的时候，我们自然专注于文字的“形”，很难体会文字的“音”。

　　举一个例子吧。在《雷雨》的第二幕里，有一段后母繁漪与长子周萍的对话。他们之间有不伦之恋。在剧本里，周萍说：“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繁漪说：“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这一段文字我是读大学时读的，这两行“字”就那样从我的眼前滑过去了。但是，有一天，在剧场里，我的耳朵终于听到这两句台词的“音”了，我承认，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深为曹禺先生的才华所折服。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是周萍的狡诈。周萍想结束与后母的不伦之恋，他要用伦理与虚伪来压垮繁漪。

　　繁漪的声音充满愤懑之情，她想不到周萍会这样说。繁漪的声音也是对始乱终弃的控诉，是惊天的嘲讽与谩骂——你和你的老子是一路货，是彻底的绝望，是疯狂之前最后的克制，离泼妇骂街只有一步之遥——“你是你父亲的儿子”啊！

　　有一个问题是现实的，如果没有语言的“音”，我没有“听”，我真的能够“读懂”《雷雨》吗？我真的可以获得如此强烈的审美震撼吗？

　　事实上，在我们强调阅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自残”这样的傻事，我们不该放弃我们的耳朵。它不只是用来挂眼镜和戴口罩的。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该忽略文字的另一个属性。

　　阅读无比宝贵，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历史其实很短。在人类认知的历史长河中，“读”不是“听”的孪生兄弟，“读”是“听”的儿子、孙子，也许还是重孙。在印刷术被发明之前，我们认知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历史，一句话，是“音”的历史，是“听”的历史。文学是这样，宗教是这样。西方的《荷马史诗》是这样，我们东方的“话本”也是这样——要不然，怎么会叫“话”本呢。

　　时代变了。但时代之变未必就是向前，有时候，它也向后。谁能想到科技的发展会如此这般？在我们使用视力即将抵达极限的时候，我们终于想起来了，我们还有耳朵呢。音频来了，“听”的时代訇然而至。人类的耳朵高兴坏了。它们骄傲，智慧在充血，耳朵在脑袋的两旁都翘起来了。

　　（邪田摘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