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学术路线，研究范围从古典文学渐渐跨到当代文学，以评论为主，另用笔名写诗。那次餐会我念的那几句是她改写屈原《楚辞·九歌·山鬼》的诗句：

　　如今，披发于岩上

　　看看能否晒干一两件记忆

　　山风追逐蝼蚁

　　螻蚁眷恋你的残躯

　　仿佛有人在空谷散步

　　你终于明白

　　黄昏的咽喉

　　只不过是雨

　　餐会之后，我与她联系渐多。有时我去她任职的研究机构取稿，或是她来办公室交稿，理所当然一起去喝咖啡。她长我几岁，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学校的文学院，不久即以学姐学妹相称。渐渐地，校园忆往、谈文论艺之外，也涉及私务了。

　　我们常去办公室附近的一家小巷咖啡店，我习惯喝曼特宁，她有时喝咖啡，有时喝花茶。一点完，我必定吞云吐雾。她曾在办公室听到同事叫我“简兄”，好奇明明我是一头长发、一袭长裙的女性打扮，不知其中有什么原委。

　　我告诉她：“活在男人之中，只好像个男人。男性大沙文主义建构出的文坛对女性而言是个大沙漠。他们大概怕娇弱的女性禁不起风浪，于是把我们赶到‘闺阁集中营’，认定我们只会写庭园花草、厨房油烟、客厅摆设、亲情伦常，他们写的才是‘大历史’，动不动就是‘自五四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挖掘深埋在历史灰烬下的大时代悲歌’‘直指宇宙核心、生命真谛’……男性写的是‘大历史’，女性写的叫‘小家常’，文学史当然是男性掌权的历史。‘雌雄同体’是初出茅庐、什么都不是的‘女作家’最好的自我保护机制，而抽烟，情非得已，为了抵制那些臭男生。”

　　她睁大眼睛，很感兴趣。

　　“你去过应该知道，我们办公室通风不好，夏天开冷气时更密闭。那几个男生无论坐着看稿、站着谈话都在抽烟，我没地方逃，被熏得快变成腊肉。气不过，豁出去了，他们抽烟，我也来一根‘伸手牌’，要熏大家一起熏！”

　　我的“玉石俱焚”论调引发她的谈兴，她也积了一缸苦水，趁机倾吐。我们常聊得面红耳赤，有时因英雄所见略同而面泛红光，也有时因成长背景迥异而起了无伤大雅的小争执。

　　那时我们既年轻又放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石堂书店刚在汀州路开张，引人瞩目。诚品书店还没诞生，大型连锁书店网络尚未主宰台北的书籍销售排行榜，出版界的黄金时光还在天空闪耀——某出版社推出的套书大卖，全套三十多册，一上市热销一万套，员工戏称印书如印钞票;给某武侠小说作家的销售报表必须用水果纸箱装。大报仍握有决定一个作家、一本书崛起或陨落的生杀权威，而杂志，杂志长得像一口小皮箱，锣鼓喧天地庆祝创办，继而行走天涯的有之，走不到大街即瘫软在地，连用来垫脚都没人要的也有之。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头痛欲裂”——长期忍气吞声所蓄积的能量即将爆发，思想的自由交还给每一个脑袋，若用“精神层面的核爆”来形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活力，应不为过。

　　在那之前，我今日回想，台北的艺文丰采，雨露均沾地分散在通衢大街与曲折小巷内。明星咖啡馆是上一辈作家的恋恋驿站，到了我辈，因着城市新兴行政区的发展，风格独特的咖啡馆与茶艺馆散布在各处，常带来惊喜。店中必然有一位谈吐不凡的老板，除了卖咖啡还布置收藏区以飨同好，喜欢跟熟客话家常、交换人生冒险经验，不在乎你耗了大半天只点一杯咖啡、免费喝了很多白开水还非常方便地使用厕所，说着说着还送来自制的小饼干。当年还没有禁烟规定，在店内做采访录像的、谈合作的、约书稿的、写稿的、交换职场情报的、骂男朋友的，口沫横飞，乐音悠扬，伴着烟雾弥漫。这些熟客几乎把这里当作自己书房或是办公室的延伸，老板有时需充当接线生，请某人到柜台接电话谈公务。这些地带像不受社会轮胎碾压、不擅长计算损益的肥沃三角洲，位于川流尽头，前方是无际浩海，背后乃广袤陆地。冲积扇上野生芒丛处处飘扬，各色水鸟飞起、降落，自由觅食、嬉戏或认真地决斗。

　　那时没有网络与手机，只有信件、报纸、书籍与杂志，是手工式生活走到最后一抹霞影的年代。我们活在其中，趾高气扬而且信心满满，未能预知在20世纪结束之前，科技文明将以鲸吞方式把我们这一代所依赖的生活模式与情感生态吃干抹净，以至于往后在任何季节、去任何一条曾经被我们踏疼的街巷，看到的都像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