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春节前走了。

　　舅舅是个典型的农民。他长相土气，有鲁迅那样直立的硬邦邦的头发，有《东成西就》中欧阳锋般的“香肠嘴”，还有个大肚子，进堂屋时，肚子总获得优先权。

　　长相很像闰土的他种地很烂。放眼望去，一大片田地里，稻粒最瘪的、棉花结桃最少的、芝麻最矮的，准是他的地。他更像“地下工作者”，他种的地瓜、花生、土豆，一扯一串，产量惊人。

　　舅舅家没什么规矩，是孩子们的天堂。他家的大门钥匙塞在一只破棉鞋里，棉鞋挂在外墙上。他家好吃的藏在堂屋电灯下悬挂的篮子里，那是为了防老鼠。知道这些秘密的人数不下一个生产队。春天，他家茅厕边的桃树盛开一树鲜花，美得快成风景区了。

　　他是孩子王，用棍捅牛耳朵，把鞭炮扔在牛粪上，让孩子们把身子卷成叠好的被子模样，从坡上滚下来。

　　他很会吹口哨，无论路边阔大的蓖麻叶，还是扁细的麦叶，他用手卷巴卷巴，就能吹出好听的声响。

　　他的逗在村子里出了名。他卖豇豆，为了卖相好，把短小的藏里头，长的捆外头。有人说他狡猾狡猾的，他反问：“人的短裤不是也穿在里头吗？”

　　其实，日子于他，并不都是蜜。他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他开拖拉机时出过车祸。他得过出血热，那是一种老鼠带来的传染病。他得过血吸虫病，那是因为他在水稻田里感染了寄生虫。他的胃大出血数次，使他险些丧命。

　　老婆得了风湿，他四处抓大蚂蚁去泡药。老婆不能碰冷水，他就每天挎一篮子衣服去河边，挤在一群婆娘中间洗衣服。后来，老婆脑中风，养猪、养兔、养鸡，以及种几亩地的活儿，全落在他身上。

　　这些苦难，最后都成了他讲笑话的素材。这就像他的老乡余秀华说的：“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为了养活一双儿女，为了盖房子娶儿媳妇，除了地里刨食，他得出去干活赚钱。

　　头脑活泛的舅舅开着他的农用车去山沟里贩苹果。没有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的他，不是拿物换钱，而是拿物换物，物再换物，最后换钱。比如，他运苹果给山顶的村民，从山顶换板栗等山货，到半山腰换木耳，再到平原换成大米、玉米，最后卖粮食。经他一折腾，他似乎总能比别人多收上三五斗。

　　那双握着掉了皮儿的方向盘的大手，就像市场经济无形的大手，调节着一个小小山区里微小市场的平衡。

　　他待人就像他的堂屋一样敞亮。每年过年杀猪，他都把上好的猪屁股肉留给我们这些吃不到土猪肉的城里亲戚。他去城里卖菜，把最好的菜留给忙着上班的侄儿和侄女，次之卖掉，最差的进了他的肚子。

　　他的农用车“突突突”地工作了10多年，直到他离世的前一个月，被警察拦下，说车太老了，过不了年检，必须强制报废。

　　他心疼了好几晚。饱含着汗水的麦子并不像诗人说的“用心一咬，便流出了一地月光”。农民的日子哪有那么简单。

　　旧农用车被没收，贩不了苹果，他就和小姨去打零工——上门给煤气表喷漆、贴二维码。活儿很轻松，兄妹俩每天有说有笑地干活。有一天，他们吃完午饭，在马路边休息，舅舅突发心梗，喊浑身热，随即倒在妹妹怀里，不出10分钟就去了。

　　诗人说，农民的命和玉米籽的命一样，“经过秋风的墓穴，经过雪，经过春天的疼，一刻不能停，一刻不能停”。

　　他终于停下来了。如今，他的新农用车就停在院子里，还没有来得及装一个苹果。他花了8000元，赊账2000元。

　　桌上摆着他新做好的两副弹弓，两个孙子春节回来，一人一副，不打架。家里装上了新空调，等着给就要诞生的新生命供暖，新空调的线耷拉着，包装还没拆，插座还没装。

　　很多事等着他去做。他还没来得及教会老伴儿怎样去银行取钱、怎样给手机充值，11只灰兔子也等着他喂。

　　全村人来给他送行，宴席上，人们吃着舅舅种的菜，讲他的掌故，商量着抬棺材时，谁站前头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有一个村民说，舅舅走了，晒谷场上，连给他撑麻袋、装谷子的人都没有了。

　　整个家族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大家围坐在火炉边烤火，炉子上坐着黑黢黢的水壶，每个人似乎都有一匹布那么长的话想说。

　　我和母親赶回老家前，女儿塞给我一本绘本《獾的礼物》。绘本里，老獾死了，动物们聚在一起怀念獾。鼹鼠说，是獾教会他剪纸;青蛙说，是獾教会他溜冰;狐狸说，獾教他系领带……最后一页上，鼹鼠跑到山坡上，轻轻地说：“獾，谢谢你。”

　　舅舅真是像极了这只老獾。死亡不过是穿过长长的隧道，最后觉得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不再需要身体了。可他留下了很多。

　　如今，舅舅安睡在一片泛青的农田里，用不了几个月，金黄的油菜花就会长得比一个大男孩还高，清明扫墓的人，得在花丛里费好一番功夫，才能找到墓碑。这个归宿，对他这样的农民来说，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2月28日，图选自《獾的礼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