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贾相识，最初是买他的蚕豆。指着他剥好的豆，我说：“一斤。”他说：“老哥是要炒来吃还是剥了做豆瓣酥？”

　　“炒来吃。”

　　“那么，老哥还是称上三斤带壳的，那样嫩。你先去买别的菜，转一圈回来，我就剥好了。”

　　我们这个菜场位于市中心，又在一栋大楼的底层。菜价比外面贵。其他菜贩忙着挣钱，很少和买菜的人啰唆。老贾却不厌其烦：“蚕豆花先由下面开，最后才是上面，下面的豆荚变黑了，上面还嫩着呀。瞧瞧，无论哪个摊位都把黑了的豆荚先剥了。”

　　依照惯例，我把一元钱放在他的秤盘里。老贾笑笑，摇了下头。

　　他将剥好的鲜嫩蚕豆倒入食品袋，加上一把葱，递给我，说：“急火快炒，豆太嫩，不要煮烂了。”

　　回家后，我倒出蚕豆，“当”的一声，掉出一枚一元硬币。这个老贾！

　　此后，每次买菜我们都要聊上三五句。

　　老贾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叫作休闲的时候。我看见他最多蹲在菜场外面的台阶上抽一根烟而已。

　　有一次他茫然地问我，上海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看看。我说上海博物馆有精美的青铜器和瓷器，中华艺术宫里有活动的《清明上河图》……还说交通便利，乘地铁很快就能到。他很认真地说：“听人家讲过，没有去过。”

　　大约有一周，他的妻子没有出现在摊位。

　　“太太回家去了？”

　　“回家了。伺候女儿去了，女儿坐了月子。”

　　“喜事啊，那还不在家中待个一年半载？”

　　“很快就回来了。女儿要上班，孩子就交给奶奶了。”

　　他知道我在带外孙，就说：“乡下和城里不一样，姥姥服侍产妇就行了，孩子都是交给奶奶带。”

　　“你的孩子也是奶奶带大的吗？”

　　“哪里有那样的福分？奶奶去世得早。大的是女儿，读到高中，我老婆就来上海帮我。两个儿子都是女儿带大的——大的带小的，她做了小老师。”

　　不得了，他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本科毕业，其中一个在读博士。我见过那个博士，戴一副眼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土地规划，放假的日子一般都在农村考察，假期偶然还余几天，就来上海在菜场帮忙。他笑嘻嘻的，穿着几乎有一些破旧，是那种不愿显山露水的人。不过卖菜是一把好手，剥蚕豆、笋，切冬瓜、南瓜都很熟练。他会和买菜的人唠家常，有一回还给一个老太太提建议，说血压高应该多吃什么蔬菜。

　　博士的姐姐我也见过。她是在徐家汇上班的白领，就算是穿着菜场的工作服，语气也平和，笑容一直挂在脸上，有一種装不出来的气质。她经常周末来为老两口搭一把手。

　　博士卖菜的时候，围观的卖菜人和买菜人不免会啧啧称赞，投以羡慕的目光。

　　老贾也会调侃：“谁看着喜欢，给谁做儿子好了。”

　　周围的人全都嘿嘿笑了：“你舍得？”老贾便很骄傲地说：“我们家姑娘和小子都说了，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他们挣的钱够我们花了，要我们好好保养身体，说今后我们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很少听老贾说过这样高调的言语，他的老婆急得一直在扯他的衣袖。

　　这是老贾最快乐的时候。他留下老婆陪着儿子和女儿卖菜、说家常话，自己却走得远远的，在菜场门口抽烟，同时斜着眼瞄自己的孩子。那神态像是毕加索或者林风眠，画着画，不时往后退两步，对着自己心爱的作品左看右看。

　　2017年清明节前两天，隔壁的菜贩把自己的摊位扩展到老贾的位置。我正在诧异，人群中有谁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正是老贾。

　　“老哥，我要走了。”

　　“回家上坟？”我问。老贾很珍惜时间。回信阳要坐六七个小时动车，他往往晚上到达，扫完墓，住一两天缓口气，很快就又出现在摊位上。

　　“不是，在广东工作的我家老二，媳妇生了孩子，我们当上了爷爷奶奶。”他笑着，笑容融化了脸上的皱纹。

　　他是来退摊位的。我想起他说过“孩子交给奶奶，姥姥服侍产妇”。那么此去虽和女儿、女婿别离，却是和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团聚。他们是典型的中国农民，讲究家族的传承。因为长孙的诞生，广东自然成为一家的重心，老贾的二儿子显然成为一个家庭新的顶梁柱。

　　在老贾的手中买了这么多年的菜，没有听全他的故事。如今他不会再来了，我便有一些留恋，同时也有一些遗憾。十九年了，一个大大的“家”字，占据了他所有的心灵空间，他几乎没有休闲的时光。恍然想起，老贾曾经说起哪些地方可以看看，大概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要离开上海了吧。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去过我所介绍的任何一个地方。

　　（潘光贤摘自《文汇报》2018年2月27日，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