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

　　三叔在一次“家族权力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尽管这次他做了十分周密的筹备，先是由外至内层层递进，后是逐步收网、终极亮剑，但还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一票否决”。

　　事情开始时是这样的：我在一个傍晚接到三叔的电话，电话中他除了像往常一样问我近况，还透露了一个愿望，希望给留在大埠子的祖先及去世的家人各修一座墓碑。

　　大埠子是我出生的村庄，我们这个大家族在这里生活了二三十年。20世纪90年代我们举家迁往县城的时候，留下了十余座坟墓，包括我太爷爷、太奶奶、大爷爷、大奶奶的，以及我父亲的，等等。

　　只有三叔一家留了下来。他也曾像别的叔叔那样迁往城里，但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受不了城里的汽油味，也不喜欢缺乏人情味的生活。

　　三叔说，村里只要是大一些的家族，都会集资给祖上修墓碑。墓碑上写上祖先的名字，也刻上子孙后代的名字，一目了然，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后来出生的孩子们，上坟的时候到了田野里，也不至于像无头苍蝇一样，每次都找不到坟头。

　　“咱们凑钱给每个坟头都立个碑，你说阔气不阔气？”三叔问我。

　　“当然好。”话说到这个份兒上，我没理由不支持。

　　“那你和你的小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事怎么办。”三叔交代。

　　在微信群里，我对七八位堂弟、表弟说了这件事。当然，是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还启用了投票制，少数服从多数。弟弟们对此并非热情高涨，但也没有反对。

　　筹备过程里，三叔又来了个电话，说想把我爷爷奶奶的墓由县城迁回大埠子去。理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墓就在大埠子，落叶归根，去世的亲人们应该聚在一起。这样一来，以后上坟就不用东湖、西湖两头跑了。

　　我再和小弟兄们商量，没人反对。

　　在三叔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二叔的电话打了过来：“凭什么修墓碑和迁坟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坟不能迁。你爷爷奶奶刚安葬不到一年，不能动。”

　　“那墓碑能修吗？”

　　“墓碑也不能修！”

　　五叔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态度干脆利落——不同意。

　　我父亲去世后，二叔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有一票否决权。

　　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弟弟们，二叔不同意，所有准备工作立刻停止。

　　我打电话给三叔。三叔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他会大发雷霆，但最终他只是嘟囔了一句：“不让弄就不弄了。唉，咱们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后来我想过三叔想要修墓碑和迁坟的心理动机，他是想让离开村庄的亲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一年当中能多回来几次。那个村子只剩下他一家，没有亲人在了，他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守墓人

　　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去。三叔每次都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去。”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便，每次往返都觉得无比漫长。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要在小年时回去一趟，三叔也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着我到来。

　　上坟对三叔来说，有很郑重的仪式感。他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一流程要耗时三四个小时，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的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将慢慢忘记这里。没关系，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你大爷爷上坟。”

　　三叔说这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我老老实实，到点就来大埠子，为给亲人上坟，也为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我与三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市里一所学校读书，在校长的鼓励下，办了一份校报。但等到需要印刷的时候，发现根本拿不出钱。

　　我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寄到百里之外的大埠子。我已经忘记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总之是说如果他手头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借我几百块钱。

　　信寄出，我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潜意识里觉得，那封信他收不到。就算收到了，他也凑不出那份钱。

　　没想到，一周多后，有人敲开了教室的门，是三叔！

　　这是三叔第一次出远门。他担心不会坐长途车，找不到路，于是在村里找了位认字识路的邻居，一起不远百里来到学校。

　　三叔从怀里掏出个信封，里面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凑的几百块钱。三叔觉得我办报纸，是个有文化的事。在他的观念里，孩子们只要做与文化有关的事，家长就该支持。

　　那会儿我还年轻，不懂得感恩，只是心安理得地收了那份钱，并且很快就忘到了脑后。三叔始终没有提过这件事，等到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起，心痛得无以复加。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我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一种可能

　　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三叔住了很多年的院子。每次进村，拐弯把车停到他的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感到无比亲切、踏实。

　　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能轻松压出水来。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四十岁之后，我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一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地递上一支烟。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他守住的，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一种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秋水长天摘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46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