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的女儿，十岁时一定要爸妈带她去英国爱丁堡旅行。千里迢迢到了爱丁堡，她哪里都不想去，心中牵挂的只有一家街角的咖啡馆。她根据地图找到那个地方：啊，咖啡馆不见了，改开中国餐厅了。十岁的小女孩，看着餐厅，眼中冒出怒火，然后伤心地哭起来。

　　她要去看J.K.罗琳写《哈利·波特》的那家咖啡馆，感受当时失业的罗琳推着婴儿车，在咖啡馆中一坐便是一整天，把《哈利·波特》创作出来的具体过程。她已经长大，而且活在一个过于清醒理性的社会中；她知道不可能去找“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也没有希望亲临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然而，在阅读过程中，她身体里有强烈的冲动，要跟属于哈利·波特的传奇世界发生直接关系，所以她非去爱丁堡不可。

　　我想我了解十岁女孩的渴望，还有她伤心哭泣的缘由。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朋友好心到机场来接。飞机抵达的时间离天黑还有两三个小时。朋友就问：“你最想去哪里？趁天黑前先去吧！”我没有要看白宫，没有要看国会山，也没有要去国家美术馆，我兴奋地讲了两条街的交会处。朋友一脸困惑，他知道那个地方，但是忍不住问：“那里什么都没有啊！”

　　我硬赖着朋友开车带我去。车停下来，朋友转过头，提高嗓音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啊！”我东张西望，指向前面的建筑物，问：“那是一座停车场？”朋友回答：“老旧的停车场！”我接着说：“等我二十分钟就好。”我随即开门下车，朝停车场跑去。

　　二十分钟后，我心满意足地回到车里，朋友一脸狐疑：“你到底在干吗？”我没有干什么，只是在寻求参与传奇故事的感动。因为那段时间，我看了罗伯特·雷德福演的电影，讲《华盛顿邮报》的两个年轻记者，如何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把一条看似无聊的小新闻追查到底，结果挖出了轰动世界的“水门案”，硬是将美国总统揪下台。我又看了几本讲“水门案”的书，对新闻正义有着强烈认同。

　　“水门案”里有一个神秘的情报人员，给记者伍德沃德提供消息。要找情报人员时，伍德沃德早上就将一盆小花摆在窗台上，情报人员开车经过看到，当天深夜，他们就在一座停车场约定的角落会面。

　　是的，我找到那座停车场，进入“水门案”故事的场景中，亲近故事、感受故事，因而觉得自己的生命沾染了传奇，就不再那么平庸无聊。我也设想过，如果那座停车场消失或改建了，我一定会马上沉下脸，在心底暗骂。

　　我们需要比平庸生活更丰富的传奇故事，从而让规律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哈利·波特》和“水门案”都是传奇故事，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如此不同。《哈利·波特》和“水门案”都引导我们想象和向往：如果生活中充满这样的戏剧性多好！人有追求生命戏剧性的本能，只是在我们成長受教育的过程中，这种本能往往被扭曲、压抑，以为只有小孩才应该被这种戏剧性吸引，以为这种戏剧性有损现实利益。

　　不，不会的。无论多么功利的算计训练，都是无法磨灭人向往传奇、寻访故事经验的冲动的。

　　（夕梦若林摘自辽宁教育出版社《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一书，喻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