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30本书，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塑造了无数鲜活的人物形象。他的作品被译为几乎所有国家的语言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改编、阅读、讲授、演出，并以各种形式影响和启发了其他艺术作品的创作。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体验，在任何国家与任何时代都是新鲜的，他的作品总是不断地被改编并重新发现价值。有专家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总能无限、无限、无限地延伸开去，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莎士比亚和他的剧集保持着神秘性和永恒性。跟读者读书会一道，去探寻那个我们可能了解甚多却总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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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学课本里的《威尼斯商人》开始，莎士比亚便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莎翁的影响力并不限于他生活的时代。他的神奇之处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4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并不觉得他已变得陌生，而是与我们越来越接近。

　　世人谁不知莎士比亚？我们阅读莎翁的剧作，大概是从中学语文课本里《威尼斯商人》的片段开始的。那时我们10来岁的心灵就认识到，夏洛克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高利贷吸血鬼的典型”和“一个在基督教社会里受欺侮的犹太人”。长大一点儿，又在英语课本里读到介绍环球剧院的豆腐块小文章，题为《世界皆舞台，众人皆演员》，后来才知道，这是莎翁《皆大欢喜》里的句子，做了一点改动而已。等能读点英语书了，发现人们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引用俯拾即是，要是他被纳入某种类似论文统计系统的数据库，那他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高的作家。美剧、英剧和好莱坞也对莎士比亚念念不忘，津津乐道。BBC的历史剧系列《空王冠》和迷你剧《莎士比亚重现》是对莎翁的英国式演绎和改编；电影《莎翁情史》（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绎）和如《纸牌屋》（源自《麦克白》的现代白宫故事）这样的热剧，都让人感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莎翁离我们反而越来越近。

　　为什么莎翁这么耐读耐看，被不断解读、演绎和改编，400多年来经久不衰？“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源自莎翁的谚语式句子，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莎剧的开放性特点。复旦大学的“莎学”专家陆谷孙先生清晰地阐释过开放性，说它的好处“就在于能无限、无限、无限地延伸开去”。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像一个开放的容器，总是有很多产生怀疑、引起争论的不确定因素，但怎么争论都难有定论。比如，威尼斯的摩尔人奥赛罗，他的肤色究竟有多黑？这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奥赛罗的扮演者可以是非洲黑人，也可以是棕色皮肤的摩尔人，还可以是孟加拉土著。《麦克白》里的巫婆在舞台上也有很多种扮相，3个黑人，一黑二白，两个亚洲人搭一个高加索人，都出现过。他的文本也是开放的，可以被无限地阐释。比如，他的10部英国历史剧，从《约翰王》到《亨利八世》，叙述了英格兰如何从金雀花王朝过渡到都铎王朝的历史，讲述了一个完整的“英国故事”。这些英国史诗以英格兰国家为主人公，君王是其人格化的体现。它们表达了莎士比亚的历史观、政治观和君主观，但后人对这些历史剧的文本意义和母题的理解却是无穷无尽的。可以说这些历史剧，是从君权神授和基督教的角度来阐释国家的罪与罚、堕落与拯救，也可以理解为它们是在讨论君王权力合法性来源的问题，还可以解读为这些君王的自我成长——像亨利五世这位莎士比亚眼中的理想国君，就通过成为真正的自己和真正的人而成为真正的王者。开放性还让各种改编、再创作乃至解构成为可能。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就以小说《葛特鲁德与克劳狄斯》解构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母亲与他的叔父是真心相爱的，嫁给他父亲才是政治联姻）；英剧《莎士比亚重现》在现代场景里重新诠释莎士比亚原型人物的同时，也解构和重构着如麦克白这样的原型人物的心理、人格与动机。你可以说《奥赛罗》的主题是奥赛罗被伊阿古欺骗以致弑妻，也可以分析出它的母题是一个异乡人无法克制的不安全感；《哈姆雷特》当然是复仇记，但也是关于自我认同迷失和内心挣扎的故事。正因如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被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古老对开本，而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不断自我丰富的戏剧对话的场域。

　　17世纪初，莎士比亚还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已借助印刷业开始经典化。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印行，表明了印刷业对他的推崇。400多年来，莎士比亚已毫无争议地居于西方正典的中心，其后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都会不自觉地被置于与莎翁比较或对话的境地。这也许是我们至今仍在不断阅读莎士比亚的原因。但还有什么别的更为打动人的原因，让我们阅读莎士比亚吗？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这样回答：“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它们“表现了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这是个多么雄心勃勃的词。莎士比亚的作品当然是浩瀚的，他的剧本里不仅有政治与历史，还有自然科学，涉猎过服装、烹饪，研究过占星术、炼丹术以及军事科学，但这些知识不能确保他不过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人：他刻画了英国人、欧洲大陆人和美洲人，还塑造了许多在人性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形象，分析諸多性格各异的人所蕴含的共同本质，洞察了人的内心世界与思想道德情操，思考过人生的真谛。某种意义上，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正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那些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是这些形象创造了我们。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也在于其陌生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初次阅读他的作品，都会感到是在接触一个陌生人，产生一种“怪异的惊讶，而不是种种期望的满足”。他的天赋，体现在一种无法被同化的原创性，极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作品中供应着终极意义上的戏剧原型。

　　这种创造性，与莎士比亚创造语言的天赋有紧密的联系。在他生活的那个英语还未成熟的年代，他就能用自创的英语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从未被他的当代人领悟到或从未能说出的人生感悟和真谛。正是莎士比亚，让英国人和人类不会因语言表达的局限而丢失太多的思想。当语言被他创造出来，成为被无限扩散和无尽延续的存在时，一个词或一句话的所指，能有多宽广、多深邃呢？也许和宇宙一样吧。

　　200多年前，歌德在莎士比亚的纪念日发表了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为主题的演讲，他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昂高呼：“自然，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啊，200多年过去，莎士比亚依旧是说不尽的。

　　（森豪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