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七日，我从高雄坐高铁到台北。因为是直达台中的快车，上了车我就放斜椅背，准备休息或看书。

　　车快要启动前，忽然听到喧哗吵闹的声音，从七号车厢的后端入口处传来。许多乘客都被这不寻常的骚动声惊扰，回头张望。

　　我坐在最后一排，声音就近在身边，但是看不到人。是粗哑近于嘶吼的声音，仿佛有人趴在车门边，一声一声地叫着：“你带我去哪里呀——你带我去哪里呀——”

　　然后，七车的乘务小姐神色仓皇地出现了，引导着两位纠缠拉扯的乘客入座。

　　车子缓缓开动了，这两位乘客终于坐定，就在我座位的斜前方。

　　其中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身躯很胖，脸有点变形，她继续嘶吼咆哮着：“你要带我去哪里呀——我不要去——”她像耍赖的孩子，双脚用力跺着车厢地板，用手猛力拍打前座的椅背，吼叫：“我不要去——”

　　许多乘客都露出惊惶的眼神，前座的乘客悄悄移动到其他较远处的空位上。

　　在第七节车厢遇到过衰老的人、肢体残障的人、失明的人、坐在轮椅上的人、手脚抖动的帕金森症患者，但是第一次遇到“智障”的乘客。

　　我没有想过，身体有这么多艰难。智障，當然也是一种生命的艰难吧。

　　我在斜后方看着这智障的妇人：肥胖得有点失去了轮廓的躯体，浓黑的眉毛，宽而扁平的颧骨，张着口，粗重的喘息，不断四下张望的仿佛被惊吓到的眼神。

　　这样不安、这样躁动、这样仓皇、这样惊恐，仿佛被围猎的野兽，无处可逃。

　　我或许也被吓到了吧，便一直凝视着这智障的妇人。她忽然回过头，跟旁边一直安抚着她的另一个妇人说：“我要吃——”

　　另一个妇人年龄在七十岁到八十岁之间，很苍老，一脸皱纹，黧黑瘦削，但是身体看起来还硬朗。她即刻从一个手提袋里拿出一包鳕鱼香丝，递给智障的妇人说：“吃啊，乖喔——”

　　智障妇人迫不及待，一把扯开玻璃纸袋。一条一条像纸屑一样的鱼丝飞散开来，撒落四处。老妇人赶快俯下身去，一一拾捡，放进智障妇人的手中。

　　有一些飞散在我身上，我捡起来，交给老妇人，她回头说：“谢谢。”

　　我笑一笑，问她：“女儿吗？”

　　她点点头。

　　她的女儿把鳕鱼香丝塞进口里，大口咀嚼，鱼屑一片一片从嘴角掉落，母亲则不断为她擦拭着。

　　女儿好像安静了下来，但会不时突然惊惶地问：“你要带我去哪里？”

　　母亲很耐心地说：“出去走走啊，闷在家里怎么行？我们在别处旅行不是也坐火车吗？”

　　一位近八十岁的母亲，照顾一个年近五十岁的智障女儿，那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岁月啊！作为母亲，她也曾经懊悔过吗？愤恨过吗？厌烦过吗？觉得羞辱过吗？想要逃避过吗？

　　我在斜后方，做着我应该做的功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做得比这一位母亲好。

　　母亲安抚了躁动惊惶的女儿，女儿仿佛睡着了，母亲为她盖上外套。趁女儿睡着，她从手提袋里拿出像是女性刷睫毛的小圆筒，抽出沾黑膏的小刷子，为女儿刷染头上花白的头发。车窗外夕阳的光，映照着母亲挑起的一缕一缕的发丝，发丝由白变黑。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生命的功课要做，比艺术更重要的功课，比美更重要的功课。

　　（田晓丽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池上日记》一书，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