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小叔的模样。

　　花衬衫，喇叭裤，长长的鬓角像钩子一样紧贴面颊，有时斜背一把吉他，在小镇的青石板路上招摇而过，一不留神踩一脚泥——小叔是出了名的时髦青年，八十年代流行的东西，没有他不玩的。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幺儿从来是最受宠爱的吧。爷爷常埋怨奶奶，把小叔宠成了废材。他对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的“小畜生”头疼不已，可除了打，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我爷爷的打算是，让初中毕业的小叔先晃荡两年，等他退休了，让小叔顶替他进国二厂。我爷爷是八级钳工，老党员，凭一双手做到工人阶级的塔尖。据说要不是脾气臭、酒后爱打人，他早当厂长了。新任厂长是他徒弟，应该会卖他这个面子。

　　小叔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嘟囔：“我才不去国二厂……我要做生意。”

　　我爷爷放下筷子，问：“做什么生意？”

　　“跟阿福、塌扁头他们去深圳批点牛仔裤、电子表，不要太好卖！”小叔眉飞色舞地说，“他们去过好几趟了，说一次能挣几百块。”

　　“你哪来的本钱？”

　　“本钱嘛，你借我一点？”

　　“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咣当”一声，饭碗落地，像一个斩钉截铁的句号。

　　我爷爷有充分的理由揍小叔一顿。

　　国二厂的全称是县国营第二碾米厂，响当当的大厂，进厂就发两套工作服、一双翻毛皮大头皮鞋。逢年过节，整箱整箱的国光苹果、整条整条的大青鱼放在仓库里，等职工搬回家。在我爷爷看来，那些做生意、跑单帮的，不过是暂时钻了政策的空子，国家早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帮投机倒把的。我爷爷坚信，个体户再有钱，不过是一时风光，国营大厂才是千秋万代的。

　　第二天小叔没回家。我奶奶翻床头柜，发现少了一百八十五块钱。

　　小叔是跟阿福、塌扁头他们一起走的，先从镇北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上海，再乘绿皮火车去广州。还没出广州火车站，小叔的钱和证件全被偷了。他大概觉得回家太丢脸，硬着头皮留下来，在工地打黑工。

　　小叔年轻气盛，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最后一次，他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工友背着他去医院，发现他口袋里连挂号的钱都没有。

　　肇事者跑了。工友们凑了点钱给他治病。等能下地走路了，小叔偷偷溜出医院，扒上回程的火车，一路逃票回到小镇。

　　他躲在阿福家里，白天睡觉，晚上偷偷摸到爷爷家门口，徘徊良久，不敢推门。

　　彼时腊月，天寒地冻。

　　大年三十晚上，大家正围着桌子吃年夜饭，家里的狗突然狂吠。奶奶神色大变，摔下饭碗冲了出去，逮住了瑟瑟发抖的小叔。

　　我几乎认不出他。眼前的这个人，套一件油腻腻的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蓬头垢面，分明是一个乞丐。

　　过完正月十五，爷爷提着木棍，把小叔赶进屋子。爷爷锁上房门，吩咐：“没我的话，谁都不许进来。”

　　屋子里传出小叔的号哭声：“爹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奶奶坐在院子里，一句话不说。

　　我“咚咚咚”地敲门，门不开。我又跑去拉奶奶，让她求爷爷手下留情。

　　奶奶坐着，纹丝不动。突然间，她喊道：“打得好！”

　　回头一看，她满脸的泪水。

　　打你个年少轻狂，打你个游手好闲，打你个不辞而别，打你个没心没肺。

　　我爷爷拎着一瓶泸州大曲、一条红壳子（牡丹）去了厂长家，一路上反复练习谦卑的表情。用爷爷的话说，“老子一辈子没这么低三下四过”。小叔提前进了国二厂，成了电工班的一名学徒工。每天穿一身黄灰色电工制服，骑着自行车，蔫头巴脑地跟着爷爷去上班，一路上不敢超过爷爷。小叔的主要工作是换灯泡，给师傅递烟泡茶，帮师傅扶梯子，听师傅吹牛皮。在此期间，他跟同厂一个叫淑珍的女工谈起了恋爱，去县里看过三四场电影。就这样安分了一年多，小叔又一次消失了。

　　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在上海城隍庙摆地摊，有人说他在珠海给老板拎包，更离谱的，说他加入了海南的黑幫，成了一名厉害角色。

　　每次得到消息，爷爷奶奶都匆忙赶去，然后一无所获地回来。最远一次去了哈密，只因为电视新闻里一个人的侧影像小叔。淑珍来过爷爷家几次，哭着来，哭着走。不知折腾了多少回，花了多少钱，在十几家报纸登了寻人启事，还是找不回这个任性的儿子。

　　有一天我去爷爷家。爷爷出门买煤球去了，奶奶一个人在家，桌上摆了一只鲜奶蛋糕。那时候的小镇上，蛋糕还是一个稀罕事物。

　　我欢呼一声，扑了过去。我大快朵颐，抹着嘴巴问奶奶：“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

　　奶奶笑了：“今天是你小叔生日，便宜了你个小鬼。”

　　十年过去了。

　　国二厂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只上半天班；老街上，显赫一时的供销社被拆了，原址建起一座“温州皮鞋城”。我常看见淑珍骑着助动车，驶过尘土飞扬的街头，送她儿子上小学。

　　关于小叔，有了些不好的传言。有人说他在煤矿出了事，几十个人全部闷在了井下；有人说他死于黑帮械斗，尸体被趁黑沉入海底。

　　奶奶怎么都不信。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你小叔六岁时掉进河里，差点儿送了命。那天我在纺织厂上着班，突然一阵心口疼。母子连着心，真要出事了，做娘的一定感觉得到。”

　　爷爷想起这个儿子就暴跳如雷，不是骂他没出息，有家不敢回，就是骂他没良心，赚了钱忘了爹娘。骂完瘫坐在躺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渐渐地我才明白，爷爷的痛骂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情愿他是个孬种，情愿他忘恩负义，也不愿相信更残酷的结局——小叔已经不在人世。

　　有一天爷爷把我叫到跟前，很严肃地问我：“偷渡的人是不是很难回来？”我支支吾吾地说：“是，国外管得严。”我不敢看爷爷的眼睛，我怕毁了他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墙上贴了一张世界地图。

　　渐渐地，大家开始回避小叔的名字。在一次大装修后，小叔的房间成了厨房，鍋碗瓢盆替代了昔日的吉他。床被拆了，墙上的歌星海报被撕下，旧衣服被塞在樟木箱里，搁在大衣柜顶上，书和磁带大多被我带回家。

　　往年的年夜饭，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从这一年开始，这副碗筷被撤下了。

　　爷爷老了。他不再大声说话，不再发脾气，不再昂首挺胸地巡视他的菜园子。他把躺椅放在那张世界地图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人死的时候，最先丧失视觉，然后是味觉和触觉，最后是听觉。爷爷去世前，用力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瞳孔慢慢地散开。我知道，他已经看不见了。我多想在他耳边说，小叔回来了。

　　用一个弥天大谎，换他最后的安心。可是我没有。

　　奶奶的手颤抖着，合上了爷爷的眼睛。奶奶从此绝口不提小叔。一场葬礼，宣告了两个男人的死亡。

　　两个姑妈不放心奶奶一个人，都想接她过去住。奶奶不肯，说她一个人过挺好的，别的地方住不惯。她甚至不愿去子女家过年，宁可一个人守着老屋。

　　奶奶的生活很规律，这多少让子女放心。她每天五点起床，在院子里做一套自己发明的健身操，早饭是咸菜热粥，吃完出门散步，去附近的公园坐一坐。钟点工阿姨过来做午饭，没吃完的晚上热一热再吃。下午打个盹儿，看看电视，偶尔有老相识过来聊些闲话。晚饭后早早锁了院门，躺在被窝里听收音机。

　　墙上挂着新拍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簇拥着奶奶，祖孙四代，前后三排，站得密不透风，不觉得少了一个人。奶奶眯着眼睛，笑得很开心。

　　前年除夕，我和爸妈回老家陪奶奶守岁。奶奶在爷爷的照片前点上三炷香，放上一碗他最爱吃的红烧鳜鱼。暮色昏黄，屋外的鞭炮开始此起彼伏。

　　夜里，我睡在老屋里，点着火盆，压着厚厚的棉被，沉重而安心。

　　半夜，不知为什么醒了。我走出房间，看见院子的大门开着，零星的烟火，照着一个苍老的背影。

　　是奶奶。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等一个人。

　　伫立良久，奶奶轻轻地合上大门，没有插门闩。然后转过身，慢慢地拖着那条患痛风的左腿，走回房间。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熟悉那些温情小说的路数。我应该蹑手蹑脚地跑出去，拉开大门，在门外弄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或者在门闩上放一个红包。第二天早上，奶奶会以为小叔回来过。

　　可是我没有。

　　（丁强摘自《文汇报》2018年7月28日，本刊节选，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