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之师。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在她10多岁时，伯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自己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自少年时代，叶嘉莹就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更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抵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途经什刹海去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在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大变，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会再烦恼。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把你丢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

　　“我的忧患总是接连而至的。”在一次讲座上，她念起一首诗的诗引，“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因车祸同时罹难……”她左手拿着讲稿，右手撑在讲台上，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着我的家庭，而我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

　　经过这一轮苦难，叶嘉莹突然觉悟，“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她一直在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她当时写了两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1979年，她收到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回到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定居在南开。

　　“所以我就回来了。”叶嘉莹放下讲稿，露出了笑容。莲心不死

　　回忆初回南开时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画着。台阶上、窗台上都坐着学生。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革”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着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的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写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她的课，“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

　　叶嘉莹在诗词教学中投入了深情。每次讲杜甫《秋兴八首》，念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二句，总因为长久思念故乡而泪水涌动。学生钟锦说：“她不是把它（诗词）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她是把学术、诗词本身和她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得知她有回国定居的打算，一些海外诗词爱好者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盖了“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她的号“迦陵”。她喜欢南开马蹄湖的荷花，于是学舍就建在湖畔不远处。她的母校辅仁大学当年在恭王府，师生常在海棠树下作诗。恭王府的工作人员移植了两株西府海棠栽在学舍院子里，满足了叶嘉莹的怀旧之思。

　　“现在已經完成了。”她露出笑容说，“所以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归来的所在。”

　　叶嘉莹现在依然独立生活。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她对诗词投入了最多的情感，其外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她经常引用《论语》的话，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如今，学生是她最亲近的人，他们傍晚陪她散步，她生病的时候他们在医院照料。

　　叶嘉莹形容自己是受了“旧道德、新知识”教育的人。这让她形成了遇事退让、平和不争的性格气质，但该做的事情她会做到最好。她自己不争，也要求学生不争。别的导师会为学生发论文托人、打招呼，她却不肯为学生到处请托。在功利倾向日益明显的学术界，她的学生发论文自然就没有别人的学生“便利”。但她坚信，好的东西，不需要走后门，别人自然能识得它的好。她公开对外说：“给我做学生就得吃亏。”

　　叶嘉莹心里清楚，诗词在现实世界里不能直接带来利益。前些年她收了一个学生，原本是学法律的，爱好诗词。叶嘉莹收了，但劝对方法律也继续学，因读诗词不好找工作。好在她的学生们也不为功利而来，能沉下心追随她，甚至有几位数十年来一直追随在她身边。

　　近些年，她把在海外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一箱一箱地往回搬。其中包括她学生时代听顾随先生课时记的笔记。动荡岁月中，她曾把这些笔记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它们现在已由顾先生的女儿整理出多种著述。至于近年带回来的许多资料，她希望自己能在短暂的余年中，把它们整理出个样子来。

　　从55岁第一次回国教课至今已有39年，她仍觉得太短，感叹自己回来晚了。现实景象提醒她时间在流逝——每年秋天回到南开，马蹄湖的荷花凋了大半。早年她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她解释道：“夸父是追太阳的。我没有什么大的本领，也没有什么大的学问，我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我真的喜欢诗词。我看到了诗词的好处，我应该把我见到的好的东西说出来、传下去。”

　　叶嘉莹写过一首《高枝》，其中有这样两句：“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诗中包含了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诗的后一句来自民间传说。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将其义引申开来，说只要每个人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是圆满的、不亏的。她放下讲稿，望着台下说：“我虽然老了，还是有这种痴心在。”

　　《考古》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让她相信古典诗词文化终能“珠圆月满”。因为报道说，两颗从汉朝坟墓中挖出来的莲子，在精心培育之下，奇迹般地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莲花落了有莲蓬，莲蓬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叶嘉莹受其鼓舞，写了一首《浣溪沙》，词中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此后，在很多场合，每当人们问起她对诗词文化未来传承的看法，白发苍苍的叶嘉莹总是复述这个故事作为回答。

　　（三江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