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快毕业时，我的面前有两条路。外公外婆希望我回上海，两个舅舅也赞同。他们的理由是：我将来总要回上海的，早一点适应比较好。何况，比起竞争惨烈的江苏，回上海高考总归划算一点。

　　知青子女回沪是个敏感话题，涉及住房、户口等一系列现实纠葛。很多人家为此闹得鸡飞狗跳，甚至对簿公堂。我们家没有。我很幸运。

　　我爸妈希望我读县城的“省中”，留在他们身边，三年后高考再回上海。除了不愿给外公外婆添麻烦，我妈深层次的焦虑，是怕她管不到我了。她可以一口气举出好几个淳朴的乡镇少年在大城市堕落的例子，然后照搬《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台词，忧心忡忡地说：“上海可是个大染缸啊。”在我妈心中，去上海有一百种变坏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她的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省中”是县城最好的高中，当年的县城只有这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现在则有4所）。传说“省中”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那里聚集了来自县城及各个乡镇的尖子生，那里的学生除去吃饭睡觉都在做题。进了“省中”，等于一只脚踏进大学。

　　初三下半学期，有传闻说我即将转学去上海，参加上海的中考。校长找我爸喝老酒，我爸醉后夸下海口：无论我高中去哪里上，都会为菉溪中学抢下一个“省中”名额。要知道，作为一所乡镇初中，每年只有四五名学生能进“省中”，少一个，等于少了20%的业绩。我是校长眼中的“种子选手”，他不愿轻易放我走。

　　老木头说，别看校长平时神气活现，一去县城开会就蔫了，像霜打了的塌苦菜。多一个学生进“省中”，他就多一份面子。

　　我爸妈很快完成了“战略部署”：不转学，主攻“省中”。上海的中考比江苏的中考晚一个礼拜。考完“省中”后，我再去上海考，搏一把上海的重点高中。

　　我从不参与这些讨论。像一场缺席审判，我的任务是念书，对自己的命运并无表决权。

　　最后一次模拟考，语文老师惊讶地发现，我是先从最后的作文写起。他走到我身边咳嗽两声，敲了敲我的桌子。我毫不理睬，依旧埋头奋笔疾书。

　　语文理所当然地考砸了，但作文是高分，还被当作范文张贴在橱窗里。

　　那时候，我暗恋隔壁班一个叫阿花的女孩。现在想想，当初的爱情观简直迂腐得可笑：先挑成绩好的，再从成绩好的里面挑好看的。比如黄潇潇，黄潇潇当然是成绩好又漂亮，但问题是，黄潇潇跟我在一个班，还是团支部书记。我无数次见到她飞扬跋扈的样子。阿花就不一样了，阿花是隔壁班的团支书，距离造就了美。

　　语文老师不会知道，那篇作文是藏头文。每一段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阿花我喜欢你”。

　　中考成绩出来，我两边都考上了。

　　家庭会议上，我爸我妈和外公外婆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突然推开小房间的门，大声地说：“去上海！”然后转身，重重地砸上房门。

　　门外一片沉寂。

　　过了一会儿，听见我妈虚弱疲惫的声音说：“就这样吧。”

　　我厌倦了那样的暗恋，我尤其讨厌自己懦弱又假正经。明明喜欢人家，千方百计地制造“偶遇”，真遇到了，却连打个招呼都不敢。那个时候，在父母师长口中，早恋是洪水猛兽，是可以燎原的火。在能找到的青春小说里，顶多写到“把朦胧的好感放在心底”，然后两个人相约好好学习，将来考同一所大学。我已暗恋阿花三年，我不想再暗恋三年。

　　阿花家在南圩村，去那儿要过一座桥，桥下是庄稼。那个暑假，我常常在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那座桥。我期待一场偶遇。我在心里反复地练习，如果遇见她，我会怎样鼓起勇气，告诉她我一直喜欢她，然后挥手告别，了却一桩心事。

　　在去阿花家的那条路上，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荷叶。我惊奇地发现，那些荷叶不是长在池塘里，而是扎根在泥土里。1997年的夏天，那些荷叶成为我记忆中唯一有诗意的景物。

　　我没有再见到阿花。

　　对于一个从小镇出来的孩子，融入城市的过程是艰难的。也许并没有那么难。少年时的心事，多年后讲起来，总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因为过去了。难过，忧伤，困惑，愤怒，委屈……所有这些情绪，都过去了。

　　我以为去了上海，就能终结这段给我带来无尽烦恼的暗恋，我以为自己会很快喜欢上别的女孩。我错了。我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植物，被移入室内，从此告别了风和田野。因为过得不快乐，我像老年人一样热衷于回忆往事。我常常想起最后一次见到阿花的场景：那是中考后的一次返校，6月的尾声，空气中饱含着湿气，大朵低垂的积雨云像即将要开出深灰色的花朵。阿花穿着淡蓝色上衣，骑着自行车，晃悠悠地上了桥，然后变小，变淡，像镶嵌在灰色墙面里的一小片青瓷，随即消失。

　　从此，我把那样阴沉欲雨的日子，定义为想念阿花的日子。

　　阿花去了“省中”。那届初中，算我在内，有5个人考取“省中”。我给阿花写信，为了掩饰心虚，也为了避免信被截获，我在信封上写了4个人的名字，包括从没说过话的同学。在信里，我写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很遗憾没继续做同学啦，很想念大家啦，学习忙不忙啦之类的。等信寄出去我才想起来，我的学校有两个校区，相隔四五公里。我怕邮递员会送错地方，于是每天放学后，两个校区来回跑。这样持续了3个月，我想，阿花大概是没收到信吧。

　　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回忆起来每一天都差不多。快高考了，我爸是小镇有名的“填志愿专家”，我知道，阿花爸爸一定会来找我爸填志愿，他们俩是老同学。

　　我给我爸打电话，他习惯性地说：“等一下，你妈在厨房。”

　　我说：“不不，我找你。”

　　我爸有点紧张，因为平时我从不给他打电话。

　　我支支吾吾地说：“阿花爸爸要是来找你填志愿，可不可以让她去上海。”

　　电话那头有隐约的笑意。我爸故作严肃地清了清嗓子，说：“我知道了。”然后告诫我，别胡思乱想，心思要放在学习上。

　　一个礼拜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阿花想读法律，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大学。

　　县城有一份日报，每年高考放榜时会出一个专版，刊登所有“一本”的录取信息。我盯着阿花的名字发呆——西南政法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填志愿前的全校动员大会上，校长发明了一个词——“天女散花”。他说，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要考沪宁线上的学校。我们要天女散花，要考到全國去！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儿也志在四方！

　　阿花的班主任也说，华东政法的分数线太高了，报西南政法比较稳，学校又一点儿也不差。

　　9月，阿花以高出华东政法60分的成绩远赴重庆。我们就这样相继离开了小镇。

　　很多年后，一个当年和阿花同班的男生跟我讲：“阿花也很凶的。”

　　我说起通往阿花村庄的那条路，说起路边的荷花。男生说：“哦，那是芋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