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京城梨园里，戏迷们为了支持自己心爱的角儿，抢票、叫好儿、写“软文”，使出的花样儿可不比现在少。

　　戏迷捧角儿是真砍实凿、不惜财力，且花样甚多。细分起来有前台捧、后台捧，文捧、武捧，艺术捧、经济捧等捧法，其间又相互穿插，搭配混用。比如前台文捧，是说迷党们搜肠刮肚，罗尽世间妙美之词，著文、作诗、集册、题匾。前台武捧，即成群结队预先在包厢占座儿，角儿一出台，先齐声来个好儿；然后不管角儿是唱是念，必定一句一个好儿；角儿一下台，捧角儿者全体离席——在他们眼里只有心仪的角儿，若是多瞧了别人一眼，就好比烈女失身，罪莫大焉。后台捧是戏园子老板和戏班管事的差事。无非是想尽办法把戏码儿往后排，能唱大轴儿绝不派压轴儿，能唱压轴儿绝不来倒数第三。再一个就是海报排序尽量靠前，名字写得大如斗。

　　艺术捧就是帮角儿到处淘换戏本子，编剧改词儿，说戏择毛儿等。经济捧自然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了。

　　这些捧法，全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们既有组织章程，又有方略纲目，比对自己的本职差事还要尽心尽力。粗粗说来，大致有如下情形：

　　第一种，拉帮结社。当时“痰迷”（即“谭迷”，谭鑫培迷）、“黄病”（名净黄润甫迷）、“羊迷”（杨小楼迷）、“瑶痴”（王瑶卿迷）、“梅毒”（迷梅兰芳至深者）等称谓说的就是这些迷党、捧角儿家。他们后来又生成团体组织，有书面章程，定期举行会议。捧梅兰芳的有“梅社”“梅党”，捧尚小云的有“尚党”“醉云社”“听云集”“尚友社”，捧荀慧生的叫“白社”（荀慧生早年艺名“白牡丹”），捧筱翠花的叫“翠花党”，等等。这些社党完全自发加入，无须登记注册，都是志同道合者。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

　　与此同时，他们会集体购票若干。及至开戏当日，老早就在戏园子后门恭候角儿驾临。角儿一下车，有前边开路的，有帮着拿大衣的，夏天必定还有扇扇子的，簇拥着角儿进后台扮戏。角儿一登台，严格说还没登台，只是台帘儿方启甚或未启，角儿只一聲“闷帘儿”（指演员还未露面，先在帘儿内念一句白或唱一句腔儿），这些人便齐声一个“好”字。角儿一出台，又是一个碰头好儿。

　　戏一散，迷党里的笔杆子赶紧回家写急就章，当晚就送至报馆，有的甚至航空邮寄至沪上等大码头，第二日捧角儿的鸿文就能见报。他们这等手面和职业新闻记者比起来一点儿不逊色。1918年，署名“梅社”者专门编著《梅兰芳》一书，经中华书局刊印发行。

　　第二种，抬高身价。清末那相国（那桐，字琴轩）是铁杆儿谭鑫培迷。1906年他过50岁整寿，在锡拉胡同本宅办堂会，有了一次捧谭的机会。当时袁世凯独坐一席看戏，那桐坐第三排。到老谭上场了，那桐起身走到袁世凯身旁，悄悄把袁拉到第三排同坐。待老谭一出台帘儿，那桐忽然站起身，冲着老谭一抱拳，瓷瓷实实行了个拱手礼。袁世凯一见，也赶紧抬起屁股整容致礼。这下动静就大了。第二天京城官宦士人相见，无不言及老谭。在此之前老谭的堂会戏份儿是100两银子，打这次以后直线攀升，没两年，老谭的脑门儿钱就升到500两。

　　第三种，帮忙“治病”。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头牌王凤卿为了提携在沪上初登台的梅兰芳，主动提出让梅唱一次大轴儿（上海人叫“压台戏”）。梅先生花了几天时间专门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当晚的演出算是圆满。散戏后，梅党的几个领袖人物冯幼伟、李释戡、许伯明到了后台，对梅先生说：“你在台上常常把头低下来，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就免不了哈腰曲背。这些我们不能不纠正你，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梅先生当即接受指正，遂商量好，梅在台上如果再低头，他们就以拍掌为号。隔日再演《穆柯寨》，几个梅党就坐于包厢，专盯着梅先生是否低头。果不其然，演出中梅先生又犯了低头的毛病，台下梅党赶紧拍掌提醒。如是者三五次，梅都即刻改过。旁边的观众以为这些梅党看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谁也想不出他们“三击掌”是在给梅先生“治病”。

　　第四种，党同伐异。捧角儿的迷党都有一个取向，就是他们心仪的角儿得是这个行当的第一。1946年，梅兰芳、程砚秋同在上海开演。梅、程有师生之谊，又都讲戏德，二人事先有过沟通，打算错开档期。却不知程迷和梅党总想让二人在上海对一次阵，档期不知怎的就没调开。戏园子也真是照顾戏迷，每出戏都是连演两天，观众今天在这儿听梅，明天去那儿看程，两不耽误。结果梅、程的戏是每天都满，两位挣了大包银，剧院方也赚足了票房，戏迷虽花了钱，却也过足了戏瘾，三方皆大欢喜。梅、程两党自然未能比出高低胜负。

　　（槿木摘自中华书局《旧京伶界漫谈》一书，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