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危机

作者：张蕾 摘自：读者

　　“愿世人都能被善待”

　　周一中午，27岁的陈谙（化名）正在办公室午休，她在朋友圈刷到一条“新闻”，标题是《快递小哥冒雨送货竟被偷，暴哭20分钟后发生的事暖到了所有人……》。看完文章，陈谙有些难过，她想到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也想到自己。几分钟后，她将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并附了一句“愿世人都能被善待”。

　　陈谙不是唯一相信并转发这则谣言的人。在她的背后，是中国网民围绕这则谣言生产的约20万次话题参与行为。

　　中山大学和腾讯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发布的《2018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以下简称《治理报告》）显示，在2018年11月1日至27日的监测期内，谣言“快递员快递被偷在雨中暴哭”的相关话题在全网传播量约20万条。这则谣言的受众画像分析显示：参与该话题讨论的网民中，25岁至35岁的中青年网民占比超四成，而45岁以上的中老年网民参与度不超过一成。

　　在2018年的多个典型谣言案例中，青年网民都有较高的参与度。报告显示，在“缺钙喝骨头汤补钙”及“情侣拿麻将买车被4S店员工围殴”等案例中，谣言主要受众均分布在25岁至35岁群体;在“菠菜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等食物相克谣言案例中，25岁至35岁、15岁至25岁中青年及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最高，占比合计76.2%;而在“洋葱能杀死感冒病毒”案例中，25岁至35岁网民的参与度达28.3%，25岁至45岁中年及青年网民成为话题的主要讨论参与人群。

　　与许多人的认知不同，《治理报告》在“中老年人易感谣言分析”部分提出核心结论：中老年群体的谣言认知能力并未显著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在谣言辨识方面，年轻人与中老年人处于同一水平。

　　对这一结果，报告分析团队的解释为：“随着人们谣言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网络谣言的传播形式愈发多样化，其隐蔽性和混淆性使得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均可能落入陷阱。”

　　“就像病毒传播，尽管每个人的免疫力不同，但是当这个病毒特别凶猛的时候，它会进行无差别传递。”报告制作团队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数据传播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凌南从分析病毒传播的SIR模型角度指出，如果将谣言类比为病毒式的生命体，那么某些强有力的病毒会不断自我演化，从而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使其得以在更高媒介素养的人群中生存和传递。

　　在“快递员快递被偷在雨中暴哭”案例中，这种谣言的自我演化能力就体现为话题的不断延伸扩大，加上煽情的标题及“文字+视频”的传播形式，谣言的现场感、可信度增强且极具心理感染力;表现在传播结果上，就是其生命力显著提升，获得巨大的讨论和转发量。

　　不过，除了信谣水平分析，在传谣方面，《治理报告》提出了“中老年群体相比‘80后’‘90后’更爱传谣”的结论。针对中老年人的传谣行为，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在报告分析中指出：出于对家人身体健康的考虑，中老年人往往更爱在微信群、朋友圈传播健康养生类信息。

　　而在谣言文本方面，报告分析指出，高转发量的谣言大多情绪消极，引发死亡恐惧，并频繁使用涉及自我的人称指示，如《晚饭不吃，真的行吗？馋？你也要忍》中用“你”作人称指示，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较强的身份卷入度。在时间用词上，针对中老年人的谣言文本包含大量未来时态词，如《11月1日起，国家规定，喝酒出事，同桌人将负全部责任》，文本内容多着眼未来、避谈现在，给造谣者诉情感、讲故事提供了无限可能。不确定的“缝隙”

　　除了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群的信谣、传谣行为比较，《治理报告》中还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细节。

　　在关于六大典型谣言案例的分析中，除了“缺钙喝骨头汤补钙”的主要受众为女性，其余5个谣言案例——“菠菜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吸烟有益健康”“洋葱能杀死感冒病毒”“情侣拿麻将买车被4S店员工围殴”及“快递员快递被偷在雨中暴哭”——的主要受众均为男性。

　　从谣言传播的动机上看，何凌南认为传播最广的谣言其实与一般谣言存在区别。《谣言心理学》一书提到，在谣言传播背景下，人们参与社交的动机分为“事实寻求”“增强人际关系”和“增强自我”三类。“比如食物相克谣言，人们传播它是为了寻求事实，但是在一些传播很广的事件里，人们实际上是想通过告诉别人我知道这件事，来拉近与他人的关系，或者塑造自己的形象，显示自己的领先性。”何凌南认为，男性在增强人际关系、塑造自我形象及了解周边环境上有更强的动机和需求，因而会更多地涉入和传播这种类型的谣言信息。

　　何凌南认为，从人的角度分析，目前网络上信息量大、信息求证成本高、花费时间多，可能也是影响谣言传播的因素。布雷特·佩勒姆、哈特·布兰顿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提到，人认识世界有4种方法——直觉、权威、逻辑、经验。在面对重要事物时，人会求助于逻辑和实证经验，而在事情不那么重要或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则更倾向于寻求直觉和权威的帮助。

　　“面对不确定的信息，有时我们的反应是直觉反应，而直觉反应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情绪，这可能是造成人的信息求证意愿弱，并信赖网络上泛滥的信息的一部分原因。”何凌南解释，从心理学的“信息可获得性”上看亦是如此，人很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制约。“一个信息总是重复出现，虽然当时你觉得它很傻，但你还是会受到影响。你对这个信息的印象越深，越容易想起来，就越容易相信它是真的。”

　　除却从人的角度分析，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考虑，谣言的出现也是社会风险的某种表征。何凌南指出，目前，谣言在食品安全、保健、环境等领域的大量出现，正与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相互印证。过去，人们的生活只求温饱;现在，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因而对影响生活質量方面的风险的描述也相应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凌南认为谣言的制造者很难从根源上消除。“有时候谣言的制造者也是出于好意——就像人为了解释地震而创造出‘太岁动怒’的神话解释，你很难说制造这个神话的人就是一个恶意的造谣者，因为他仅仅是想要找到途径来解释一种不确定性的环境和威胁。”只要这种“不确定性”在人类社会中存在，那么便永远有一条“缝隙”，留给因之而起的真假难辨的信息进行解释和填补。

　　但何凌南对谣言的治理感到乐观。相比《治理报告》最后从辟谣角度提出“中老年人谣言治理建议”，何凌南更青睐提高易感人群媒介素养的策略：“大家的动机其实是一致的，只要有好的路径，人会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一旦人们的能力达到了，他们便会很快从易感人群转变为辟谣（免疫）人群——从而给周围环境传递更多正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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