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上小学,我家附近一条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在送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女人的手极快,包好的馄饨在一个小圆盘里一个个站得整齐又精神。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两只滚动的大棒骨和十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开始配料:先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切得整齐的姜丝、拳头大的一片西红柿,洒上一小撮细盐、味精,撮上十几粒小葱碎,最后淋上几滴芝麻油。把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便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碗馄饨9只,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营生。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去菜场采购,女人留在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5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条街以及附近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也愿意拐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的馄饨,再热乎乎香喷喷地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暑假期间,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们没人带,每天都有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孩子们玩。半晌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9只馄饨一只不少地上下起伏。女人会将碗吹了又吹,待摸着汤碗温热又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大约上午10点半钟的时候,他们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个城市。大一暑假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来,父母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那对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男人出了院,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以后过马路也只能慢慢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我又意外地看见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
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9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大广告牌,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更弯了。他们的头发也更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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