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你去取红酒
周四的那个下午，我们从联合湖回来，天色将晚，浑身冰冷，看到热腾腾的餐厅毫不犹豫就进去了。正吃着，Licht问我：“妈妈，你要喝一点红酒吗？”“啊，好呀。”虽然不胜酒力，但还是喜好这一口：“有红酒吗？”“喏，那边角落里站着的，她面前有个冰桶，就是等着需要红酒的人过去，她会给你斟上一杯。”“哦，太棒了，你去帮妈妈取一杯来，一点就好。”“我带你去取吧。”他站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还不到允许饮酒的年龄呀。”我乖乖跟着他取了红酒杯，在服务生的微笑中倒了半杯红酒。回到桌上慢慢品味的时候，想着现在的孩子，哪里看得出是18岁还是20岁呢？于是我问Licht：“刚才如果你去取酒，估计那个服务生也看不出你的年龄。”Licht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没有达到饮酒年纪，我自己知道呀。”
其实，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我这个答案——我只是想再次确认，一个将规矩视为自觉的孩子，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不会因为便利或需要而去破坏规矩。也许，从某种角度上看是不懂得变通，但在一个强调规则的现代社会，这却是最基本的要求。
记得刚来那几天，他放学后我们一起逛街。西雅图的马路并不宽阔，车辆也不是很多，三五步就能走到街的对面。遇到每一个街口的红绿灯，虽然时间不长，但想着几秒就能过去，而且在没有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我总是对闯红灯跃跃欲试；或者，要过到马路对面去，而斑马线却在略显遥远的那一头，我内心趁着没车横穿马路的念头很难打消。但是，Licht总能看透我，对我说：“不要，这样太没素质了。”他看我对素质的理解跟他有偏差，就开始吓唬我：“你不走斑马线横穿马路，或者闯红灯，在西雅图要是被警察抓着，是要罚款的哟。真的，只有流浪汉才这么干。”有时在寒冷的夜晚，等在几乎无车的街口，我要一再地告诫自己不可以，不能让他看到自己屡教不改，以此来打消闯红灯的想法。
我们去艺术博物馆参观，买票的时候，Licht告诉售票员自己是学生，于是，我们就买到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学生票。“她不用看你的证件吗？”我有点儿不明白。“不用，我会说真话，她也会选择相信我。”
我们去NorthFace买外套，刷卡付款时，Licht突然对营业员说他是学生。营业员说：“好的，9折。”我奇怪这是什么意思，Licht指着付款台上的广告，上面印着“学生可享受9折优惠”。
我们前一晚买了两颗装饰用的珠子，配Licht的手链。第二天，他说细想还是觉得贵了，也不是太喜欢，要去退掉。“啊？那怎么办？昨晚妈妈是用借记卡买的，不是信用卡，退不回卡上。”我跟他到了那家店，他把两粒珠子拿出来递给店员（不是昨晚接待我们的那个店员）说：“我要退货，因为，我不喜欢它们了。”店员检查了珠子没有瑕疵，接过昨晚的付款单，开始在电脑上操作，然后，将一沓美元交给了Licht——是的，钱不能退回借记卡，就退现金给我们。没有质疑刁难，没有推诿烦躁，就这么简单。
我们去化妆品专卖店看香水，试了又试还是不能确定，Licht对售卖员说：“我妈妈想试用那款香水，以确定是否适合自己。”售卖员二话不说从抽屉里取了小小的试用瓶，把香水按压了一点进去，笑眯眯地递给我。
每当我买了衣服回来，犹疑大小、颜色、质地是否合适时，Licht就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哦，不合适或不喜欢去退就是。”
这些以前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如今在我眼前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白天Licht上学去了，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或走在清朗微寒的街头，就会去想Licht从过于严谨的循规蹈矩中获得了什么。这几年，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他说有中国同学被劝退，常常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不能很好地遵守规定。比如，一个孩子对学校的禁烟令不当一回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禁，于是，就没有第四次了，对不起，你退学吧；另一个孩子，外出要么不请假、不打招呼，要么晚归，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知故犯，也被劝退了。
什么是自由？
自由就是在不影响别人、遵守规矩之外，你的思想和行动不受约束——留长发，涂五彩的指甲油，男孩穿裙子出来，女孩穿得像吉卜赛女郎，谈一场未成年的恋爱，找你喜欢做的事去做，甚至成为一个流浪者，都是被允许的。自由还是，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别人会选择相信你。
这样的自由，我想没有人不喜欢，但它的基础是，没有人怀疑我的年纪，而我自己知道未到饮酒年纪就不能去取酒；即便你横穿马路没人看见，没有影响汽车正常行驶，你也肯在寒风里耐心等待几十秒，或多走十几米到斑马线再过去。
对规则自觉地遵守，使年幼的心灵受到应有的指引，是行为教化的必然，也是这个社会人人都应该明白的简单道理。
好吧，带妈妈去取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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