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倦怠”是矫情吗

作者：袁野 摘自：《青年参考》2019年9月6日

　　高福利下，他们患上“职业倦怠”

　　提到瑞典，很多人脑海里的第一印象是“高福利”下的悠闲生活：北欧风的办公室，数不清的“茶歇”，准时下班……数据显示，每个瑞典公民每年至少享有5周假期，只有不到1%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瑞典有世界上最慷慨的育儿假和育儿补贴，格外推崇弹性工作制。很难想象，瑞典人会为了工作疲于奔命，累成“社畜”。

　　但近年来，被诊断患有慢性压力相关疾病的瑞典人数量迅速上升。根据瑞典社会保险机构的数据，“职业倦怠”是2018年瑞典人失业的最常见原因，在所有年龄段的劳工社保案例中，这类疾病占20%以上。

　　年轻人的情况尤其糟糕。自2013年以来，25岁至29岁人群的患病人数上升了144%。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疲惫，专家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女性需要花更多时间做家务，且从事护理类工作的比例更高。总体而言，不论性别还是行业，倦怠现象都很严重。

　　27岁的纳塔莉·索维耶里住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曾在一家小型初创企业担任营销经理。她的标准工作时间是“朝八晚五”，不过加班是常事，晚上还得回复工作邮件。2017年，她身心俱疲，无奈辞职。

　　“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请了一年多病假，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索维耶里说。如今，她在认知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老记不住事儿。”

　　多数国家不承认“疲惫”或“职业倦怠”是疾病，但瑞典认可这种诊断。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精神病学家玛丽·阿斯伯格解释说，倦怠症状因人而异，但通常包括“长期持续的压力”，可能表现为严重的疲劳、焦虑、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其他认知障碍。“一旦患病，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如果大脑不能正常运转，你就很难正常工作。”近年来，这种情况在瑞典各年龄段的人群中蔓延。压力不只来自工作

　　有人认为，瑞典“职业倦怠”的患病人数比其他国家的更多，是因为瑞典人早早将其认定为疾病，使得更多人意识到自己的确存在问题。

　　“过去，人们认为这是胡言乱语。”瑞典一家心理健康机构的员工塞琳娜·科尔特斯说，“如今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越来越普遍，这鼓励了人们谈论‘职业倦怠’并寻求帮助。”

　　阿斯伯格认为，瑞典慷慨的福利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被诊断患有“职业倦怠”的人通常可以拿到约80%的薪水，最高为每天774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65元），即使生病也不会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疑惑仍然存在。瑞典人的工作时间这么短，又推崇在工作和生活间取得平衡，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患上和压力相关的疾病呢？

　　“其他国家的人可能很难相信，这么点儿事就让我们筋疲力尽。”生活与职业顾问皮亚·韦伯认为，这是一个“瑞典问题”。虽然许多人在下午5点甚至更早就下班，但令人头疼的不仅是工作。社会给予人们一种巨大的压力，要求人们“保持健康、保持忙碌、保持完美”，这种压力近年来有增无减。

　　一项调查显示，瑞典人的运动量超过除芬兰人以外的所有欧洲人，近1/3的人每周锻炼5次以上。研究证实，运动能促进心理健康，但韦伯认为，在“越来越激烈的比赛和挑战”中与人竞争，或者以拥有某种体型为目标进行锻炼，可能让人更加疲惫。

　　25岁的塞西莉亚·艾克斯兰是一名销售人员。她说，这份工作确实累人，但在业余时间锻炼和“完成任务”的压力也是导致她疲惫的重要原因。

　　“你需要健康，需要健康的饮食，需要放松，也需要‘就位’。”她说，“我基本上没有休息过，这让我筋疲力尽。”

　　阿斯伯格认为，时间安排不当也是导致“倦怠”的关键因素。疲惫不仅是对长时间工作的反应，竞技游戏或熬夜刷社交网络也会导致疲惫，因为大脑无法区分工作和其他非工作任务。“大脑并不在乎你干的事儿有没有报酬。”她说。

　　阿斯伯格认为，除了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其他因素也在影响着瑞典和世界各地的“倦怠”患者。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人们要比工作岗位要求的更加努力。“他们想向世界展示他们有多优秀，所以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和耐力。”

　　“努力就能实现梦想”的社会信条也会让人压力倍增。“你从小就被告知，只要再努力一点，你就能做成任何事，所有大门都会向你敞开，但现实并非如此。”把手机留在家里，让大脑清醒一下

　　如何应对“职业倦怠”？有人认为这是个社会问题，有人认为这因人而异。

　　“人们往往会说，我疲惫是社会的错，我只是个工号……”韦伯指出，许多人抱怨社会，但完美主义、焦虑症或不自信都是个人问题。“忙碌是回避问题的简单方法，但如果不处理好这些问题，你就永远无法发挥最大潜能。”

　　索维耶里认为，公司应采取更多措施，协助员工进行压力管理。“任何人都可能感到疲惫。关键不在于你工作的时间长短，而在于你在工作场所拥有的资源……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工作的方方面面，从领导力到工作环境。”辞职后，她回到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经营着帮女性管理压力的网络论坛。

　　阿斯伯格表示，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治疗仍是预防。瑞典的医疗体系为患者提供一系列治疗措施，比如减压课程。“它能帮你克服（患病的）羞耻感，因为其他人的情况和你一样。你会发现，他们是好人，是有趣的人。在这个群体中，你没有理由感到羞耻。”

　　被确诊患上“职业倦怠”后，艾克斯兰学习了一门减压课程，还参加了国家资助的一个助眠项目。“这对我有帮助，因为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她给其他患者的建议是彻底放松。在4个月的病假期间，她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之后她上了一年学，然后在科技行业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与生病前相比，如今的她更愿意“关掉”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爱好。

　　“我经常出去散步，只为了让大脑清醒一下。我把手机留在家里，没人能联系到我。”她说，“在我患病之前，我急需证明自己……现在，我对自己好多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聂勇摘自《青年参考》2019年9月6日，喻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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