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纽约Uber司机人的要求

“我叫Raul Rivera，我是一个纽约市的TLC司机。”这个名叫利维拉的Uber司机一看记者拿出摄像机，就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目前正朝南行驶在Varick大街上。”

4月8日中午，这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波多黎各移民后代的网约车司机利维拉开着一辆黑色混合动力卡罗拉丰田轿车，悠哉悠哉地开在畅通无阻的曼哈顿下城的大马路上，轻松地聊著天。

Uber车司机在眼下封城的时期既是最受影响的行业，也是非常紧俏的工作。人们不上班，Uber及所有类型的出租车生意额大大降低，大部分司机们没有工作了；而对于那些不得不出来工作的第一线人员来说，打Uber又比坐地铁或者公交车强得多了，所以对于少数出来工作的司机来说，生意也不至于差。

“我的很多客人都不想坐地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坐Uber、Lyft或者黄色出租车的原因，他们和一个或者两三个人坐在一起，比让他们和100个或者50个人坐在一起要放心得多。”他说。

利维拉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和哥嫂住在一起。嫂子在医院工作，哥哥也是前线工人，所以他也不想休息，天天上班。

“我们仨几乎不见面，因为都上班，这是我仍工作的一个原因。”

当然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挣钱。利维拉的女老板一共有26台车出租，疫情爆发把人们关在家里之后，她只留了三四台车在路上跑，其中就有利维拉的车，为此他很感谢老板。

“如果不是我的车队老板让我开车，我可能也失业了。”他说，老板还把租金从平日的400美元/周降了一半，就是考虑到搭车的太少，司机出来工作也危险而照顾他们的政策。“我个人很感谢她让我工作。”

在此时病毒弥漫的时期，当个出租车司机也确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利维拉承认有危险，所以他每次都告诉乘客，不能在车里打喷嚏，不能在车里咳嗽。

“我一个乘客，突然想打喷嚏，她就把车窗打开，把她的头伸出去打喷嚏，那我也感觉很可怕。”

利维拉还特别注意营养，他给记者一一列出他平时服用的营养药。另外，他准备了口罩、洗手液，防护设备一应俱全。至于社交距离的要求，他承认对于司机来说很难执行。

为了避免人员的密切接触，Uber公司已经停止了“拼车”的业务。

所以利维拉也限制乘客人数。

“我不到处走去拉客人，我只把一个或者两个人从A地送到B地，就这么干，Uber这么规定是正确的。”

他说，他不是建议其他人也在这个时候上路开车，但是他自己愿意这么做。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对此还有些自豪，因为我是个地道的纽约人，我觉得我这么做也在帮助纽约老乡。”

利维拉相信人们得病的概率和数字有关，是一个“你想和三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还是想和100人在一个屋子”的问题。

“车里就你和一个司机两个人，这就是数字的事情。你离人越远，对你自己就越好。这也是我继续工作的理由之一，我知道有些司机不工作了，反倒得了病。”

网约车司机的要求

利维拉一边开着车，一边和记者聊家常。他介绍自己还是个为司机争取权益的活动人士。

大瘟疫流行以后，纽约市出租车管理局（TLC）为了让失业的出租车司机们有工作可做，就与一些机构合作，让司机们送外卖。因为多数饭店都关门了，人们只能打电话或者从网上订餐，快餐店的生意异常火爆，需要大量的送餐人员。

“TLC成立了一个项目，如果司机不拉客了，就可以去送餐，这挺好，可以每小时挣到15块美元，还报销哩数以及油钱，我虽然没有做这个，我建议别人去做。”

出租车送餐的对象一般都是老年人和一些不能出去吃饭的居民，而不是为饭店送外卖。饭店是用自己的外卖郎或者网络送餐公司的配送人员负责。据悉，目前纽约市有4万个送外卖的工人。

利维拉认为，城市以及市民应该认识到他们这些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和贡献。因为司机们所做的工作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疫情中挽救人的生命。

3月25日，利维拉从Uber公司接到呼叫，让他到布朗士拉上一个女士，去皇后区的远洛克威（Far Rockway）去给母亲送药。

“她妈妈哮喘，她三个孩子哮喘，她自己也哮喘，一共五个病人。”利维拉把人拉到，女儿给母亲送了药后，又坐他的车回到布朗士。“她非常感谢我，她说谢谢我们这些人还在工作。这就是司机们做的事情。”

利维拉抱怨说，不知为啥纽约市很多人不喜欢出租车司机，无论司机怎么做都受到批评，“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赢得的荣誉”。

“路上有这么多司机，我们应该得到认可。我们是纽约人，我们是TLC司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一个微笑，一声‘谢谢’。你知道我们要求的不过就是这些，一个简单的微笑说‘谢谢’而已，就这么多。”

利维拉为此注意到科恩（Andrew Cohen）议员，他说这个市议员是第一个在推特上说“谢谢你们，第一线的司机们”的议员。

“我希望城市和市议会以及民选官员，能够理解我们在这里做着重要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说，包括那些送外卖的司机，“他们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

而且，作为一个移民后代，他也想为移民发声，纽约出租车司机中90%是移民，普遍有语言障碍。

“让他们来为自己维权太难了，我要是在国外，我也不知道怎么维护自己，因为我不懂语言，这就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处境。而我是纽约人，说英语和西班牙语，我知道怎么争取权利，怎么在必要的时候发声。”

利维拉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向Uber等网约大公司以及TLC争取他们应有的票价提成比例。目前他们设立了一个呼吁平台，要求把司机的提成提高到80%或85%。

“请愿书是为司机们做的，我们不是要求（对乘客）涨价，我们要求政府停止让这些应用公司偷我们的钱，我们是独立的承包人，你们没有权利从我们的收入中拿走30%、40%、50%，不能这样。”

他说，以上面那个从布朗士到洛克威的乘客为例。“她为乘车支付了我80块钱，我最后只能得到48块，其中还有6块钱的过桥费，还没算油钱。”

所以司机要求分到80%的票钱。

“如果跑远道，收100块钱的话，我们司机要拿80块，Uber拿剩下的20元，这已经够慷慨了。要知道他们有8万网约车司机啊，他们赚大发了。”他说，“不过，他们的胃口可不止这些。我当然不是仅指Uber，我是说所有的这种网络应用公司。”

出租车上的医护故事
利维拉说自己“不歧视”任何乘客。不管是医院还是什么地方的医护人员，谁都拉。在这个特殊时期，网络上叫车的也多是这些工作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们，因此他在车上听说了很多医院的故事。

“有一天我送一个护士从维斯特切斯特郡到布朗士她的家，她刚刚结束工作；那天晚上我又接了一个布朗士医院的人，他刚刚工作了16个小时，说累坏了，而第二天早晨还要去工作。”

听医护人员们在利维拉的车里面说医院的事情，他感觉“情况很糟糕”。

“有一天一个女士说她不想说，就在那哭，看她快要崩溃了，她说很多老年患者要死了。”

也有一些感人的故事，让利维拉印象深刻。他说那些工作在抗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们理解司机的不容易，也感谢他们。

“有一天，我送一个医生去医院，他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也就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他下车时谢谢我的帮忙，但我们没有交换金钱，也没有握手，他给了我一只口罩。”

在利维拉与记者的交谈过程中，一路上不时有急救车鸣叫着在空旷的马路上经过。他给记者介绍著不同的车牌，跟偶尔碰到的同样挂TLC车牌的司机们行注目礼，微笑打招呼。

同时，他时不时在记者的镜头前像做表演或者给游人当导游一般地讲话，如“现在我们正在第六大道上向北开，即将通过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了”。

采访过后，利维拉请求记者给他再录一段他讲西班牙语的镜头。他说，他要把视频放到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别忘了，眼前的这位纽约出租车司机还是一个为同行发声的维权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