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知道一个人做错了事，应当受相当的惩罚。这是所谓公道。

　　1921年，我是一个年轻医生，在诺桑白兰隔离病院当医官。某一个冬天晚上，在我到职不久之后，医院里接收了一位白喉病人。病人是六岁的孩子，喉间肿胀得十分厉害， 除了立刻割开气管还有一线希望之外，就绝无挽救的方法。

　　我当时毫无经验，这种简单而重要的手术我还不曾试过。当我站在那间空阔而灯光明亮的手术室里，看着一位年长女佣和一位年轻的见习看护，把那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打抖、冰冷，有如生病。

　　我开始动手术：小心翼翼地割入那薄薄而组织复杂的喉头。我专心致志地进行的时候，虽觉得自己的本领并不高强，但是企求成功以及挽救这孩子生命的决心却完全控制着我。后来，那根雪白的气管，在我湿润的眼睛前面，光亮地显现了。我把它切开，一股空气就钻进了孩子那窒息地挣扎的胸怀，苦痛的肺部一再扩张。当这消竭了的孩子重又得到新生的时候，我几乎高兴得喊了出来。我一面很迅速地在那气管里插进一根管子，一面把割开的部分缝好。看着那孩子很舒适地躺在床上，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充满成功的得意和快乐。

　　四小时之后，大约是半夜以后两点钟的时候，有人疯狂地敲我的房门。敲门的是那个年轻看护，她脸色苍白，神情慌张，结结巴巴地说道：“医生，医生，请你快来。”

　　她在孩子的床前睡着了，醒来时发现那根通气的管子业已阻塞。随时疏通这根薄薄的管子，使之不要阻塞，原是看护的责任，她没有依着我的吩咐，一时糊涂，就造成一个意外的灾祸，也是她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到病房的时候，那孩子已经死了。除了神仙绝没有挽救的办法。

　　不必要地故意浪费人类的生命，使我万分恼恨。尤其我可贵的成绩，被她的疏忽给完全破坏了。我的愤怒达到了白热之点。她的事业当然是完了。我要报告卫生局，她就会被医院除名，同时她所属的那个看护团体也会把她除名。

　　她当然可以用工作过度疲劳等借口，为自己辩白，但她一声不响，我问她：“你没有话说吗？”

　　她脸色惨白地摇摇头，突然讷讷地说道：“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自始至终没有想到这个念头。我唯一的想法是要她偿还她的过失。我瞧了她一眼，命令她走出去。我在写好的报告上签了名，封好封套。

　　那一夜，我奇怪地心神非常不安。“再给我一个机会”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回荡不散；而且这声音好像告诉我，我的公道，以及世界上任何的所谓公道，都不过是原始的一种复仇欲望而已。我自己愤怒地对自己说，切勿做一个呆子。

　　第二天早晨，我在信件架子上，把那个报告拿起撕得粉碎。

　　以上所述，那是二十年以前的故事。这位犯了重大过失的姑娘，在卫尔斯已是儿女绕膝，成了一个大家庭的主妇。她的服务与热心已经成了一种模范。就在一星期前，我接到她的一张照片，她已届中年的模样，穿着主妇的服饰，在一个防空洞里，四周围绕着若干小孩。她的形容很有些疲劳与倦怠，但孩子们都用一种信赖与爱恋的目光看着她。

　　“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罪过，正像我们饶恕那些对我们犯过罪的人一样。”这个简单的报告，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但即使在尘世的生活中，还是有它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