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名师的夫人们
然而，日寇入侵，山河变色，清华与北大、南开大学一道撤退到大后方，组成西南联大。八年抗战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教学与科研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取得许多成就。这背后，教授夫人们的贡献非同小可。
抗战末期的1943年，物价飞涨，为了改善家庭开支入不敷出的局面，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潘光旦教授夫人赵瑞云、袁复礼教授夫人廖家珊，合作生产小食品出售。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米粉、食用色素等原料由赵瑞云经办，廖家珊家为作坊，韩咏华负责销售，她提着篮子到廖家取货，视销售情况，每周一两次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她们把产品起名为“定胜糕”，喻抗战一定胜利之意。
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吴柳生的夫人陈涤，出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杭州法院院长。陈涤极有绘画天赋，父亲经常带她向名家学画。
西南联大岁月，陈涤从一个娇妻迅速成长为能吃苦耐劳、锦心绣口的母亲。为了省钱，孩子们的衣服都是陈涤自己做的，她学会了纳鞋底、做鞋子。当时，教授夫人们都在想办法帮先生挣钱。陈涤想到了做童装，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然后拿到店中寄卖。因为家中有三个女儿，吴柳生将童装命名为“三姐妹”牌，还刻了印章。“三姐妹”童装设计新颖别致，供不应求，大大改善了全家的经济状况。
清华工学院创始者顾毓琇在抗战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身居上层，但清廉自守，加之子女较多，家境同样紧张。他的妻子王婉靖出身书香世家，是王羲之第67世女孙。她精打细算，不但种菜、种花、种玉米，还养鸡、养鸭、养羊、养猪以补贴家用！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的周先庚，1931年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授时只有28岁。他的妻子郑芳，出身于江苏盛泽镇著名的郑氏家族，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水平俱佳。西南联大时期，郑芳很快就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当时，生了孩子后的她没有奶水，为了保证几个孩子的营养，郑芳在胜因寺外的一家农户寄养了一只母羊，周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喝羊奶长大的。
从1944年开始，郑芳给报刊写稿，主题集中在婚恋、家庭及儿童题材上，在当时颇受好评，稿费则补贴了家用。
令人惊叹的是，苦难不但没有击垮教授夫人们，相反，她们都是相夫教子的好手，且普遍都有一手好针线活。
1949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谢义柄，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气象系，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气象系副教授。其妻李孝芳，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土壤地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在美国读书时，李孝芳用第一个月的奖学金买了一架电动缝纫机，用它做了许多衣服，她在硕士毕业典礼上穿的白色长纱裙，就是自己做的。一家人的衣裤，包括窗帘和被里，都出自其手。孩子们回忆说，母亲是持家好手，家中从来不缺吃、穿和用的东西，即使在物资匮乏时期，谢家也有萝卜、白菜馅饼或团子吃。
像李孝芳这样的持家好手，在教授夫人中比比皆是。
低学历者的奇情
学历低的教授夫人同样不乏光彩，甚至更富奇情。
20世纪20年代，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当时，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许多留洋归来的人都毁掉了幼时父母给订下的婚约。杨武之在美国时，妻子罗孟华带着杨振宁住在合肥。她是旧式女子，只念过几年私塾。在住处的不远处，有一间天主教堂，里面的修女都是一生不结婚或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合肥话管这种情况叫“吃教”。
罗孟华已经打听了，可以带孩子进教堂修道。她的打算是，如果杨武之回国后抛弃她和孩子，她就带杨振宁去天主教堂“吃教”。
然而，回国后的杨武之，虽历任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等职，但并没有抛弃发妻。
这位文化程度很低的母亲，是杨振宁一生最亲爱的人。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好友、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在回忆中说，杨振宁一生对母亲感情至为深厚，非比寻常。他说，1992年夏，南开大学为杨振宁70岁寿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在现场，杨振宁述说自己的生平，并配以幻灯片，还回忆起童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往事，回忆起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当说到母亲时，杨振宁的声音突然哽咽了。
在清华园中，杨武之同事的妻子，大多是大学毕业，甚至留过洋。尽管杨武之待她很好，但罗孟华压力很大，她应付的办法很简单：尽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打牌。一两年后，罗孟华在清华园中有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
杨武之在回忆妻子的文章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学校打网球，而杨振宁上学去了。学校校工来通知杨武之开会，结果罗孟华只记得开会的地点，忘记了开会的时间，杨武之很不高兴，抱怨妻子文化程度低。事过几天后，杨武之发现妻子曾用牙齿咬手臂直到出血。他很吃惊，询问之下，妻子说自己恨父母家穷，没有钱供她读书，恨她父亲经商失败，使她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使杨武之受到很大震动。其实在他心中，妻子坚强而有毅力，极能吃苦耐劳，是自己比不上的。
杨武之比不上自己文化程度很低的妻子的地方，不只是毅力、品质，还有其他。
《书边恩仇录》一书的作者胡文辉在书中曾引用杨振宁写的《父亲与我》，里面的细节耐人寻味。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在大陆的父亲带着统战任务几次出国跟他见面，最后一次，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套话。
结果，母亲打断了觉悟高的父亲的话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排了3个钟头，却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熊秉明说，杨振宁的母亲浸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可以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层面上。与杨振宁父亲偏于理智的训导讲话不同，对于社会，她自有明确的见解和判断。
让熊秉明诧异的一件事是，600页的《杨振宁论文选集》，杨振宁在扉页上亲笔题了4个汉字：献给母亲。雪白的版面上只印着这几个黑字，十分醒目。他为何不献给身为数学家的父亲，而献给母亲呢？熊秉明的结论是：这是属于生命的事，不待分析的。
清华名师的夫人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她们的命运与丈夫紧紧系在一起，更与国运息息相关。难得的是，在“文革”中，这些夫人普遍无畏地与受难的丈夫站在一起，她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沈天摘自《经济观察报》201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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