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古典音乐一定不会是助长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催化剂。从古希腊人立下塞基洛斯墓志铭甚至更早的时候起，人们写作、歌唱与演奏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赞颂神的荣光与人世的美好。当音乐史的长河逐渐流淌至近现代，作曲家们发现对暴力、扭曲、阴暗的描写同样是艺术美的一种，但即便如此，对丑与恶的表现也仅仅是停留在艺术层面上的，从未有人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也如此操作。听过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人不会真去搞这么一场献祭仪式，热爱马勒交响曲的乐迷们也不会因为受其中悲观厌世情绪的影响而真去做什么轻生之举。将艺术与生活区分开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度。
如果无法将这两者划分开来，那么麻烦恐怕就大了。比如，热爱瓦格纳歌剧的希特勒就真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以至于真的在自己所统治的国家里盖起了属于自己的瓦尔哈拉神殿，使整个欧洲生灵涂炭。尽管瓦格纳的音乐一定不是灾难的主要原因，但谁又能明明白白地证明一点影响都没有呢？时至今日，瓦格纳的音乐仍然在以色列国境内被禁止上演，任由政治家以及音乐家们游说，都难以说服犹太人在情感上接受这样的音乐。但这并不会让一般的乐迷在聆听瓦格纳时心生负罪感。不论这些音乐将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音乐在本质上是无辜的。
中国的古人则对音乐有着更加纯粹的正统观念。《礼记·乐记》里，子夏说：“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明明白白地阐述了音乐的起源。所谓饱暖思淫欲，当远古的人类第一次从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里解放出来，开始初步品尝到劳动的乐趣时，最早的音乐也就从田间地头流传起来了。音乐的出现伴随着对人来说最重要的变革：从“生存”，到“生活”。即便在今天，对于一个勉强生存着的穷苦人来说，尽管我相信音乐或多或少能够给他带去慰藉，但对于改变其命运是丝毫无益的。
在欧洲，从中世纪到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几乎都纯粹是为教会与宫廷所创作的。普通人吟唱的那些小调根本不被算作是音乐的主导脉络，如今也几乎失传殆尽。直到以擅长通过音乐表现真情实感的浪漫主义风格出现，音乐才真正成为欧洲普通市民的消费品，音乐厅与歌剧院开始向购票听众敞开大门，并逐步演化成了今天的表演艺术产业。有趣的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出现同样伴随着人类的又一次伟大变革：从“生活”到“自由地生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论是人的思想还是音乐的内涵，都开始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发展。音乐从来不可能脱离社会孤立发展，好的音乐一定有着其所处时代的鲜明特性，但在后世看来也同样具有独立于时代的伟大的艺术性，正如人类文明中其他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
想起去年的一则新闻——《朝鲜日报》报道，十多位朝鲜知名艺术家惨遭枪决——在这震惊世界的惨案中，还包括两名对于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不那么陌生的名字：银河水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文庆镇与副首席小提琴家郑善荣。枪决过后，这支朝鲜硕果仅存的管弦乐团随之宣告解散，古典音乐在这个国度宣告死亡。
文庆镇曾是2005年7月于匈牙利举办的卡内蒂国际小提琴比赛的冠军得主。随后这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银河水管弦乐团的首席，并带领这支乐团在2012年3月出访法国，在韩国指挥大师郑明勋的带领下与法国广播爱乐乐团合作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文庆镇还用小提琴独奏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这是一首将小提琴的技巧性与歌唱性发挥到极致的杰作，而这位来自闭关之国的小提琴家竟然能将这首曲子诠释得如此精湛，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我常常说，乐迷不应该仅仅热爱音乐，还应该热爱音乐家，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气质、最富个性、最让人神魂颠倒的一群人。然而当音乐家面对整个时代汹涌澎湃的浪潮时，总是那么手足无措。拿破仑的军队进攻维也纳时，年迈的海顿拖着病躯安慰着受到惊吓的女仆们，结果自己还是没能撑到和平到来的那一天。1918年，德彪西在巴黎去世时，德军正在向法国发动“春季攻势”，整个城市遍地瓦砾，以至于没有人能赶到葬礼上送别这位伟人。
浩劫时期的中国，当29岁的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及弟弟一同自杀、当指挥家陆洪恩遭到枪决、当上海交响乐团的提琴家周杏蓉因无法忍受迫害而自杀时，这何尝不是一段对音乐界来说无比黑暗的岁月？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这些人的名字。顾圣婴当时留下的录音经由“中唱”重制后重见天日，乐迷几乎人手一套。当年总是在监狱里哼唱贝多芬《英雄》与《庄严弥撒》的陆洪恩，也为越来越多的乐迷所熟知。
所以当我们回到这篇文章最初的主题：为什么要听古典音乐？其实答案很简单，听音乐就是读史，音乐就是我们走过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有幸与那些伟大的或是平凡的音乐家迤逦同行，听到他们从心底发出的美妙的声音，真切的情感，让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遗忘，让艺术的光芒照亮前方的道路。
（厝山摘自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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